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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学者孙立平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内外的关注。“断裂社会”、“权利失衡”、“利益博弈”、“结构先于制度定型”、 “底线失守”、“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等等概念与观点不仅为相关研究频频引用，也时常出现在传媒报道和各种类型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这些关涉到经济增长、城市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地产、贫困与不平等、信任危机与道德等等问题的诸多社会层面的文章收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断裂——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与《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2006年）等一系列著作（以上三本书有人称之为“断裂三部曲”，本文采用这个称呼）中。这些看似包罗万包象、无所不谈的文章其实并非就事论事的时评杂文，而是包含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深入思考并且体现着创构理论的雄心与深厚的社会关怀。
如果对以上论述主题和作者的思考脉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探讨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一、文明转型与社会学发展新的灵感来源
从其研究的初衷与理论抱负来看，孙立平一直相当明确地强调：对文明的关注是社会学理论新的灵感来源和研究的动力源泉。在新世纪初清华社会学系重建之际，沈原曾经代表研究同仁明确提出两方面宗旨性的学术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紧迫和重大的问题；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而孙立平自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从现代化理论，到发展社会学，再到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正是在践行这样的学术追求。早在1995年，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一种文明, 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无论其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 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 这些问题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孙立平，1995）。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社会学而言，奠定现代学科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阐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级分析；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即“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大师们身上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探索，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而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明；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制度、价值体系和运作逻辑。而且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准确地说，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具有文明（civilization）转折的含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对这一独特的文明形式，不仅就文明层次的反思尚少, 而且对其内部运作机制和逻辑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而，孙立平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而这种意义上的学术资源，只有历史上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演变才能与之相比。（孙立平，2002）
如果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来看待，社会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共产主义文明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体现为运作社会生活的方式和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转型社会学正是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构成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正是在这种学术关怀和学术抱负中，或者说正是基于对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关注，孙立平提出了断裂社会的论断。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前苏联、中东欧和中国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构成各个社会发展的契机与困局，也同时构成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与理论创新的宝库，这就是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及其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条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显著的特性。具体而言，社会转型的研究并不能直接诉诸作为强大理论工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这缘于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不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
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在于新因素与旧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这种关系与模式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有人以“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对此种社会进行概括，而孙立平则将其表述为“断裂的社会”。
何为断裂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断裂带又出现在哪里呢？在孙立平的阐述中，断裂社会是一个更为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概念。如果将断裂社会理解为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那么结构性的断裂主要发生在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大量增加。这一由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转轨所带来的失业并非暂时的、过渡性现象，即一些人乐观估计的所谓改革的“阵痛”。对于失业下岗工人特别是其中的“4050人员”来说是根本性的丧失，因为这些失业者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主导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中去，他们也失去了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因而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被社会转型永久淘汰的人。断裂的另一个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中国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与所造成的农业的细小规模使得农业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难以加入城市化进程，农民因而成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人们常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是最大的社会断裂带之一。与城乡之间的断裂相关，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映射出城市中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断裂。绝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就社会身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待遇而言，他们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经常遭遇歧视和侮辱，被视为二等国民。这一切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产生社会冲突。
概括而言，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孙立平，2006）。
断裂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特征，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难题。在“断裂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孙立平着力探讨了导致社会断裂的一系列社会失衡现象以及一个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种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失衡与失序，其实都缘于“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权利失衡不断地复制并再生产出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与社会的裂痕，日趋呈现出孙立平所表述的结构性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进而出现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即社会裂痕不断扩大，鸿沟不断加深。
走出失衡与断裂社会的道路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孙立平指出，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 “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成为第三本书的论述主题。当一个社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与冲突不断发生时，如何使利益博弈合法化，如何使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成为可能，国家在利益博弈时代应为何种角色等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国家作为有着相对独立利益与目标的主体，如何实现其超越性与公正性。
“断裂三部曲”虽然都不乏关注现实、针砭时弊之作，但却不仅仅是时评或政策类的作品。它们既有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切的感受与把握，又有多年来理论创新的抱负；而且于平常中见宏大，于朴素中见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社会关怀。孙立平曾将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其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如果将孙立平的一系列著作放在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脉络中看，其特点和贡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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