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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呼吁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声音日渐其多，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提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进入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对“沉默的大多数”或“底层社会”的注意无论如何是件好事，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一句为什么。农民，作为如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从来是无声者，是没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出现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募、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长久以来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历代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当前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不少人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证，或者以中国加入WTO后最受冲击的农业危机为理由，提请决策者和世人的危险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然而，我们是否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想过，我们是否意识到，农民也和我们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同一国度的国民，应当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利。我们完全不难理解李昌平们“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呼吁，这或许是由于现在谈论农民的人权还过于奢侈。而所谓“国民待遇”本应是农民生而具有的，而不应是来自上方的什么人的恩赐。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当农民，因为农民是二等国民，或者已降落为末等国民。仅仅因为出生在农村，就命定地必然失去许多权利而经历许多磨难。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状，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实。要真正理解农民的生存，要使研究和决策真正有利于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我们的立足和眼光应该改变，应从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应从“严防死守”的堵截雍塞变为顺应人心的沟通疏导，更应从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上给予和保证农民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否则，无论是忧心忡忡的担惊受怕，还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都于农民事无补。
关注农民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是不能忽视的。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关注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a）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自我放纵的，（c）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或（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斯科特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后一种反抗形式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只有前一种才构成真正的反抗。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作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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