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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一套八卷本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其中第一辑收有胡文焕的《山海经图》。胡氏图本是据当代著名藏书家郑振铎的收藏，此前未见专门的记述，因而比较珍贵。郑振铎对胡文焕的《山海经图》十分重视，对它的学术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该书前面的按语中说：“此格致丛书本也，却不多见……胥是模糊影响，向壁虚造之谈，颇富想象之力，亦多创作之艺论，美术史者固应收之也。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西谛。”[21]［图10］
胡文焕是明代戏曲文学家、编辑出版家，浙江钱塘（杭州）人，字德甫，号全庵、抱琴居士。胡氏著述甚多，他所编辑的《格致丛书》，初名《百家名书》，据说有数百种，中多秘册珍函，此《山海经图》即为丛书中的一种。从书中几篇序跋中得知，胡氏《山海经图》是明万历癸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刻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山海经图》刻本。
胡文焕的《山海经图》采用图说并举的叙事方式，其编排格局与其他图本不同。此书独立一册，分上下两卷。上卷收胡文焕撰《山海经图序》、仁和（杭州）庄汝敬（修甫）撰《山海经图序》。正文有图67幅，附图说；下卷有图66幅，附图说。卷末有季光盛《跋山海经图》。全书未见绘者及刻工留名。
胡氏图本为16开本，合页连式，右图左说，采用的是无背景一神一图的格局。神怪鸟兽的顺序没有规则，既不按神、兽、鸟、虫分类，与十八卷经文也不相配合。全本共133图，见于《山海经》的神与兽共110幅图，其中，灵祇16幅、异域2幅、兽族52幅、羽禽23幅、鳞介（鱼蛇虫）17幅。这110幅图中，五卷《山经》的图共92幅，约占图总数的五分之四；而十三卷《海经》的图只有18幅，约占图总数的五分之一，说明《山经》的神与兽更受到编校者的关注。
胡本《山海经图》中，有23幅图的神与兽未见于《山海经》，如：俞儿、白泽、比目鱼、世乐（鸟）、玄鹤、角兽、龙马、獬豸、比肩兽、三角兽、和尚鱼、酋耳、貘等。这些神与兽分别出自《管子》、《轩辕本纪》、《尔雅》、《周书·王会篇》、《国语》、《述异记》等书，大部分是吉兽、瑞鸟、辟邪兽、仁马、神鸟等。可见胡文焕选图的范围并不严格，把古代某些典籍中的与民间流传的、同时也是胡文焕感兴趣的带有吉祥性质的神图与兽图，都收罗到他的这部《山海经图》中来了。
与胡文焕图本相比，蒋应镐等绘图的《山海经（图绘全像）》，无疑是一部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山海经图本，其影响也较胡本为大。从镌刻的角度来说，在笔者所见到的明、清十多种带图《山海经》刻本中，只有蒋应镐武临父图本（下文简称蒋氏绘图本）和后来清代的汪绂图本在画幅上留下了绘图者或镌刻者的署名，而其他的刻本均未见署名，可能都带有摹刻的性质。
文献中所记载的明刻有图的《山海经》，都是指的蒋应镐绘图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对明刻本《有图山海经十八卷》介绍如下：“原题：‘晋记室参军郭璞传。’有图七十四幅，第一图题：‘素明刊’，卷末题：‘广陵蒋应镐武临父绘图，晋陵李文孝希禹镌。’书衣有彤云子告白云：‘《山海经》记自禹、益，昔无图相；本堂鸠工缮镌，图篆精良，海内具眼者辩焉。’”[22] 笔者所见到的版本，书名为《山海经（图绘全像）》，十八卷，晋郭璞撰，卷末题：“广陵蒋应镐武临父绘图，晋陵李文孝希禹镌”，聚锦堂刊本，有图74幅。
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考证：“今传本之图为万历年间广陵蒋应镐绘，有图74幅，刊于有图本《山海经》中。”[23]
据日本小南一郎教授为笔者提供的日本《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第146页载，日本刻印的《山海经》汉籍图本共有五种，都是蒋应镐绘图本，74幅图。
目前所知的若干明版有图的《山海经》本子，除了上述胡文焕“格致丛书”所收《山海经图》，其图像和编排属另一格局外，其余几种均以蒋应镐绘图本为底本，只是在图像细部和编排上略有差异，[24] 可见它在当时就是一部原创性的、有影响的本子。
上述两种明刻本《山海经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图画叙事与图说兼备叙事。纵观有山海经图以来形成的以图叙事和传承的传统，胡蒋两种刻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清代多种山海经图的刻绘与流传，发生过着重要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明刻本问世后，都曾传到邻国日本，在异邦留下了足迹。因此，本书以此两种明刻本《山海经图》的图像为主线，让图画说话，对山海经图的叙事风格、传承系统、形象造型、构成与演变、人文特色、艺术风格等等，作重点分析与探讨。同时，通过对两种明刻本的流传与变异、以及在日本的传播，进而探讨山海经图的学术价值与文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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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邓启耀的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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