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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书的比较，可以看出：
（一）日本图本共76幅图，有66幅图见于胡文焕图本，恐怕不会是偶然的现象。
（二）胡氏图本的神名与兽名，有不少与《山海经》的现行本不同，一部分采自其他典籍，也有画工、刻工书写的俗字、异体字，甚至错字。有趣的是，这些怪异的字同样也出现在日本图本中。例如，《西山经》的神陆，是神陆吾漏掉了吾字；《海外北经》的相抑氏，是相柳的误笔；《北山经》踈斯是竦斯的异体字……等等。又如，《南山经》的鸟身龙首神，名为鹊神；《海外东经》的奢比尸，名为奢尸；《海外南经》的厌火国，名为厌火兽；《南山经》的彘，名为长彘；《西山经》的蛮蛮，名为比翼鸟；《西山经》的鸱名为〇……等等，都是这些神与兽的异名。凡此种种，日本图本全部照搬。这样的例子有将近20个之多，如果不是有胡氏图本作参照，恐怕不会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或出现同样的错误。
二，编排格局的异同
与胡文焕图本一神一图、左文右图的编排格局不同，日本图本系长13. 12米，宽27.5公分的彩色长卷，图像相互连接成卷，个别图像有重叠。每一个图像的上部有草体墨书的解说词，据伊藤教授分析，作画者与解说者当为同一人。日本图本的选图偏重于怪兽（共31图）与奇鸟（共13图），故以《怪奇鸟兽图卷》命名；但也兼及神祇（共9图）、异域（共2图）、怪蛇（共1 图），后三类只占12图。《图卷》虽是长卷式，但图像的编排却并非连环式，图与图的先后排列没有规律，既不按神、兽、鸟、虫的分类法，与《山海经》十八卷经文的顺序也没有关系。日本图本中的图，除白雉、毕方鸟、厌火兽、龙马等少数图像有简单背景外，其余均无背景。《怪奇鸟兽图卷》一书中的一神一图、每图有神名、释名的编排方案，是日本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研究员矶部洋子研究的成果；而每图下面的解说则系伊藤教授所撰。
三，图像造型与风格
（一）日本图本的某些图像，在艺术造型上有借鉴胡文焕图本的地方。胡文焕图本的特色是用图画与图说配合来讲故事，图与说相配，每出新意。胡氏善于汲取郭璞《图赞》及各种典籍的记载以丰富图说，或把经文中多次出现的同名异形的神合二为一，加上自己独特的理解，因而出现了一些与经文完全不同的图说，其图像造型也常有别出心裁之举，画出一些不仅与经文、而且与其他图本都不一样的图像来。有趣的是，胡氏对某些《山海经》形象的独特处理，在日本图本中也有所反映。
例1，《北山经》有竦斯鸟，经文中说，此鸟“其状如雌雉而人面”，蒋应镐绘图本与汪绂本皆画成人面鸟。而胡氏图说却写作“状如雌雉反面”，“反面”显然是经文“人面”之误，于是便出现了非人面的竦（踈）斯鸟（见［图31］）；日本图本的竦（踈）斯鸟同样是非人面。
例2，《大荒北经》有彊良，经文说，“有神衔蛇操蛇”。衔蛇操蛇是彊良的形象特征。蒋本、汪本的彊良图像都是衔蛇操蛇；而胡氏的强良图，强良口衔蛇而手不操蛇，其图说云：“大荒山北极外，有口衔蛇，其状虎首人身”。日本图本的强良图，同样只衔蛇而不操蛇。
此外，日本图本有个别图像，如鹊神（见［图52］）、毕方鸟（见［图59］）］、帝江等，依稀可以看到胡氏图像的影子，但只能说明日本画家在绘画《图卷》时，有可能见到胡氏图本，留下印象而已。
（二）日本图本在形象造型上有自己独有的特色，体现了日本画家对《山海经》的独特理解。
例1，《海外北经》有烛阴，经中说，此神“人面蛇身，赤色”。今见日本图本的烛阴［图60］人面蛇身，蛇身有红色斑纹，蛇背泛绿。最有意思的是，烛阴的人面被画成女性，而且是日本淑女的形象（见特写图），长发垂肩，梳成发髻盘在头上。此神名烛阴，阴是女性，画家有可能据此而画成女性神的模样。
例2，《西山经》太华山有肥〇，是一种六足四翼的凶蛇；《北山经》浑夕山有肥遗，是一种一首两身的凶蛇；二者都是大旱之兆。再者，《西山经》英山有肥遗鸟。三者是形状与功能完全不同的生物，胡文焕图本把前二者合二而一，出现了一首两身、六足四翼的怪蛇〇〇（见［图40］）。更为有趣的是，日本图本把两种肥遗蛇、一种肥遗鸟三者合而为一，出现了鸟首蛇身、双尾四足四翼的〇〇，这一全新的形象，在《山海经》以及已见的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图》中，都没有见过。
例3，《东次四经》钦山有当康（胡本与日本图本均作当庚），是一种兆丰年的吉兽，经文中说，“其状如豚而有牙”，各种图本都把当康画成猪状兽，而日本图本却画成人面兽［图61］。
（三）与目前所见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图都采用的线图绘图法不同，日本图本绘图细腻，形象逼真，注重细部、特别是眼睛与面部表情的刻画。如《南山经》之九尾狐、《海内北经》之驺虞［图62］等图像，目光炯炯，堪称神兽。又如《海外北经》之相柳［图63］，人面九首蛇身，九个人头个个有精神。从图像的造型、绘画、线条与色彩来看，绝不是随意之作，是有经验的画家的作品；特别是色彩，为此书增色不少，是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部彩色《山海经图》。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初步推断，日本图本在设图和某些图像的造型上，有可能参考了明代胡文焕的《山海经图》；但在绘图上却完全是日本式的，极有个性，反映了日本画家的风格和特色，描绘出日本人心目中的《山海经》。
然而，作出以上推断，笔者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如果说，日本图本与胡文焕图本没有关系，为什么76幅图中，有66幅见于胡氏图本；而其中未见于《山海经》、却见于胡氏图本的竟有10幅之多？为什么胡氏图本上的异字、俗字、甚至错字，胡氏对某些图像的奇特造型，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日本图本上？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说，日本图本有可能参考了胡氏图本，又有什么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呢？由于胡氏图本流传不广，在中国知者不多。此图本在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刊行，而在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有机会、有可能见到胡氏图本的日本人，会是什么人呢？绘图者不仅有相当高的汉文造诣，喜爱《山海经》，而且对之有一定的了解，说明此前《山海经》在日本已经有所传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山海经图，特别是流传不广的胡文焕图本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以什么方式传入日本的？这些谜一般的问题，正是笔者要向读者和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求教的。
当代作家和藏书家黄裳在《晚明的版画》一文中说：“我国明刻附有版画的书籍，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实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无穷会等处都有所收藏。其中建阳书坊刻本尤为重要，往往是国内已佚的孤本。日本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明刻插图书，研究中国版画史……我想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前景是广阔的。”[41] 江户时代《怪奇鸟兽图卷》的发现与出版，为研究明刻《山海经图》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日本伊藤清司教授以及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专家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希望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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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邓启耀的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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