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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民族觉醒与现代化──西方民俗学30年回眸
  作者:董晓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4-09-18 | 点击数:19137
 
四、民间叙事研究的“边界”
 
现代西方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是分析民间叙事文学。他们主要通过研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民间史诗等民间口头叙事作品,来探讨现代民俗的含义。现代西方人类学也研究文学的文本,但其对象是各种异文化的文学文本,其中包括口头叙事文学,还包括异民族本土的作家文学和地方文学等。后者则不在民俗学者的研究范围之内。现代民俗学者研究民间叙事文学,考察它们在现代被讲述的含义,重点分析其中的民俗喻意,在这里面,一个为他们所经常提到的话题,就是“边界”(Fredrik Barth,1969)
在芬兰学派所在的北欧,近年研究民间故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老一代学者寻找“最初形式”、“最早国家”的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但今天的芬兰学派,由于使用了多元文化和民俗认同的新视角,使自己依然居于国际民俗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他们对民间故事的“边界”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种例证。兹举列说明:
①地理边界。他们发现,在现代民间故事的讲述中,经常可以发现一种叙事情结,就是对土地的权力和自然资源的谈论。在北欧,拉普人和挪威人近年为了国际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项目,还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冲突。冲突的主要一方,是坚决反对拦河筑坝建设水力发电站。北欧较早的民间故事讲述这种地理归属的问题,一般都比喻说是驯鹿人放鹿和当地农耕者之间的争端。其中的一个故事说,一位农夫想要在山谷中定居:
 
外人事先就预言他将来要中拉普人的魔法死去。他不信,他在山谷中辛勤地耕耘。有一年春天,山谷里的庄稼全绿了,这时来了一批驯鹿,它们到处奔跑,践踏庄稼,在它们跑过的地方,农夫的庄稼变成了黑色。农夫气愤极了,他放狗咬鹿,鹿群吓得跑进了山里,再也不敢出来。不久,来了一位拉普族妇女,她向农夫吼叫,说他不该撵鹿。临走时她丢下一句话:“谁把鹿从土地上撵走,谁就付代价。”果然,她一走,农夫就病倒了,1885年新年的第一天早上,农夫病死了。人们传说,那位拉普妇女是控制这一带山谷的巫师,她给农夫施了真正的魔法。(Svare 1967, P. 57, R. M .Stein’s translation, 1995)
 
对这个故事,民俗学家分析说故事所讲述的山谷,是闪米人的夏季草场,他们冬季迁徙到瑞典边界的另一方去放鹿,夏季再迁回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也许有一年,他们真的发现有一位挪威农夫在他们离开的时间里开垦了这块山谷,于是他们感到自己的草场资源被剥夺,就成帮结队地惩罚了这位农夫。
②社会边界。民俗学家指出,在北欧,尤其是挪威,还有相当一部分民间故事的叙述,表现了民族文化中心的观念。故事讲,其实,挪威人早就把闪米人琢磨透了,闪米人不知道就是了。一些故事说,闪米人经常装扮成乞丐来到挪威人的农场里乞讨,他们要饭吃,要肉吃,还要其他农场的农副产品。他们要什么,挪威人就得给什么,一旦遭到拒绝,闪米人就用下面的话相要挟:“等着瞧,你们农场将变成肉铺。”果然,要不了多久,这个农场的人就会大病一场,农作物枯萎,牲畜突然死光,农场的其他财产也说不上什么时候都丢失了。这样的故事会是谁讲的呢?北欧的民俗学家说,相对而言,当然是闪米人乐意讲述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同时指出,在这类故事中,挪威人的民族文化中心意识,反映在下列叙述中:
 
只要你看准了拉普人要兴妖作怪,你就把一根燃烧的火棍从你的心口处扔向他们,他们就会被制服。有一年冬天,村里的男人都外出捕鱼去了,一个拉普人敲开了我母亲家的门。他说要点吃的。但母亲什么也没给他。我记得当时母亲说:“我们剩下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了。”那拉普人说:我要的就是这些。当他转身出门的时候,只见母亲抓起一根滚烫的烧火棍先放到自己胸口的部位,然后向拉普人的背后扔去,却听见拉普人说:“原来你早就知道该怎么办。”(Mo1952, P.116, R. M. Stein’s translation,1995)
 
那么,挪威人讲述这类传统故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据北欧的民俗学家们研究,故事体现了挪威人对外来移民的社会性思考。一般说,本地人总喜欢把外来人说成是装穷的人,造谣的人,特别是当本地人需要对外来移民作出某种反应、或承担某种社会义务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表现出紧张不安的态度。在历史上,闪米的乞丐确实有可能是挪威国家某地的不速之客,但据史料记载,这些人永远是闪米人中的少数群体。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却在挪威的民间故事中被一再小题大做,乃至这些人的能量和品质还被认为是闪米民族的整体特征呢?芬兰学派的民俗学家分析,要揭示这一故事的深层含义,就必须抓住两条线索:1. 故事告诉我们,闪米人居住在挪威社会的外部;2. 乞丐作为外部社会的对抗性的代表,与挪威社会的内部发展相映照,正好说明了挪威人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历史。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列迟认为,闪米的乞丐侵袭挪威的故事,还使两个社会集团的边界被叙述得格外清晰,它含蓄地透露出,两个社会冲突和焦虑感发生的某种根源(Leach 1976,34)。他还指出,在边界的故事中,那些超自然的行为总是与思想信仰相伴随的。在这类故事的叙述中,还通常要冒一种风险,就是讲来讲去,把自己的故事类型的价值观给讲没了。比如,刚才的故事的主线,是讲闪米乞丐要占挪威的农业土地的便宜,引起了挪威人的反感,他们因此重申自己的土地权益。但这种申诉还会产生另一个结果,就是把挪威人一向奉行的农场社区的互惠原则给挤掉了,挪威的农人们所用的烧火棍驱赶巫术,更没有给自己互惠信仰留下余地,它反而宣称了闪米民族不在挪威农场社会的互惠原则的范围之内,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两个社会之间的鸿沟。民俗学家们说,由于这种社会边界思想的影响,挪威的姑娘甚至都不愿意嫁到闪米人那边去。
③人与兽的边界。挪威的故事还有一个母题引起了民俗学家们的兴趣,那就是闪米的乞丐可以自己施魔法变兽,比如变成了熊啊、狼啊什么的。他们藉此去袭击、或杀害挪威农夫的家畜。不管哪个挪威农夫拒绝了他们的乞讨,都有可能被他们顷刻化作的野兽把家里辛苦积攒的五禽六畜给糟蹋干净。
北欧民俗学家认为,野兽也好,家禽也好,都是文化符号。分析这个母题,需要抓住人兽两种符号的内在联系。很显然,在这类故事里,野兽与家禽代表的是挪威人与闪米人的对抗,野兽暗指闪米人,还暗指闪米人的未经文化化的自然文化;家禽则指的是人类文明和被文化化了的挪威文化。这样,野兽和家禽的两种动物的分野,便成了人与兽的世界的边界。闪米人停留在兽的世界的那一边,而挪威人站在人的世界的这一边。
芬兰学派的民俗学家指出,按照这种给民族划界的逻辑思考,我们还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神话传说讲,拉普民族本来就不是上帝根据人的样子造出来的,他们是亚当与狗发生性关系的产物。我们还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存在另一条谚语:“狗和拉普人总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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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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