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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忠]略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影戏民俗研究
  作者:李跃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0-17 | 点击数:12940
 

    中国影戏是一种古老而优秀的民间艺术,或许由于它的不登大雅之堂,长期以来传统文人鲜有留意此道者。宋金时期,虽有些少数文人在一些笔记中对影戏有些记载,但文辞极为简约。元明的数百年间情况也基本如此,入清后尤其在清代后期,这种状况有所好转,一些志书、笔记开始关注这种艺术形式了,但仍嫌简略。至于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研究它的人就几乎没有了。这种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才发生变化。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人文学科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尤其是民俗学等的输入,开始有人对影戏进行研究了。
    本文对近百年来影戏研究中人们对影戏民俗,以及影戏和民俗关系的研究作了一些粗浅的考察,以为中国影戏的研究虽是在民俗学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但在其起始之初,人们对影戏民俗,以及二者的关系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进入新世纪以后,学者对影戏民俗的研究才渐渐多起来。

 
一、二十世纪前期的影戏与民俗研究
 
清末民国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爱国青年走出国门,去西方、日本等地寻求强国富国之路。他们走出国门不仅学习其“船坚炮利”的工业技术,也带来了许多西方的人文社科思想,期以开启民智。民俗学便是其中之一。随着民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影戏也渐渐被纳入了人们的视野。
 
近代以来,最早论及影戏的是王国维。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中论道:“傀儡戏之外,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尚有影戏。此则自宋有之。……然则影戏之为物,专以演故事为事,与傀儡同。此亦有助于戏剧之进步者也。”小说、傀儡、影戏“皆以演故事为主。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然而非以人演也。”王氏关于影戏的论述虽只寥寥数语,但在影戏研究方面却有巨大贡献:通过文献引证,对影戏的历史进行了溯源;指出了影戏、傀儡戏等对“真戏剧”发展的积极影响;论及了影戏“似戏剧而非真戏剧者”、“非以人演也”等艺术特性。王氏之论对后世的影戏研究无疑有一定的开启意义。但王氏并非专门有意研究影戏,因此他并不是影戏研究的始作俑者。
 
笔者以为我国最早对影戏进行学术研究的,当首推影戏艺人李脱尘。李是河北省玉田县人,生卒年月无考,大约生活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中期。他十岁左右随父进京,而后从师于二叔学习影戏艺术。李不仅精于影戏艺术,而且致力于影戏研究。宣统二年(1910),李专程到迁安县泗河桥镇北关家庄拜访“影戏先辈”安心齐。安为李的精神所感动,赠给了他一本自己编写的《影戏小史》一书。李得到书后潜心研读,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实和校正,定名为《滦州影戏小史》。〔1〕李氏1934年在《滦州影戏小史》自序中称:“研究影剧四十余年,遨游数省,考察中国各地影剧。以见闻所得笔录如此。并搜罗各地影剧材料以广见闻。”〔2〕据之,李脱尘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就开始关注影戏了,可惜李氏之书已经散佚不可得,甚是遗憾。不过稍后研究影戏的佟晶心、顾颉刚二人,在各自的著作里都提到了李氏的这本书,而且还采用了他的不少观点。其中佟晶心的《中国影戏考》大段保留有《滦州影戏小史》的文字,为了解李氏的学术观点提供了重要资料。
 
1919年,佟晶心在《新旧戏曲之研究》(上海:文华书局1927年第2版)一书中,辟专章论述“中国影剧”。这是中国影戏研究史上,第一次由有着深厚学术素养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
 
中国的影戏研究,虽然是在西方人文思潮,尤其又是民俗学学科影响下展开的,但开始时学者们并没有自觉地将影戏放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来进行动态考察,更多的只是静态地关注“戏”的本身。这可以佟晶心1934年发表的《中国影戏考》一文为代表,文中佟氏从“什么是影戏”、“中国文献中的记载”、“影戏的戏台”、“影戏人的制作”、“影戏脚本的研究”、“影戏的腔调”等十六个方面,对中国影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另外,顾颉刚的《滦州影戏》和《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汤际亨《中国地方剧研究之一:滦州影戏》等文都是如此。这一时期,影戏研究者的目光主要是投向京畿地区内的滦州影戏,而研究滦州影戏的一系列文章,也几乎都是从文献去考证它的历史源流,或以田野调查所得,从剧本、戏班、戏台、影人等角度介绍滦州影戏,但都没有提及滦州影戏的演出及其它习俗。
 
这一时期对影戏与宝卷关系的讨论,其目的虽然是为了探讨影戏的起源问题,但事实上却涉及了影戏与民俗的关系。1937年《歌谣》第2卷和第3卷连续刊出5篇文章讨论影戏的起源及其与宝卷的关系,吴晓铃、佟晶心、叶德均相继发文进行“商榷”。这场讨论是由佟晶心的《探论“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所引发的。佟氏在文中提出:“影戏在宋朝所使用的剧本便是当时的话本,但近代的便用宝卷”,“影戏的剧本组织,和故事的结构很有宝卷的意味,但已采用对话的形式。”针对佟氏的论断,吴晓铃在《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中进行了质疑,认为“影戏的剧本在宋朝并不是用话本,近代用的也不见得就是宝卷。理由很简单,因为影戏著重在表演,其文词是代言体,而话本和宝卷著重在演说,其文词则是叙述体,二者在运用方面迥乎不同”。随后佟晶心又予以回应。这场讨论虽然涉及了影戏和宗教信仰民俗的关系,但其讨论仅限于二者的渊源考辨,并没有再做其它深入的思考。
 
1949年以前的诸多论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孙作云的《中国影戏源流》和孙楷第的《近代戏曲源出宋代傀儡戏影戏考》二文。前者完成于1938年,作者对影戏与傀儡戏、讲史、昆曲、变文宝卷之关系的论述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话题,尤其是他对“影戏人的迷信”的纪录,就已经是比较自觉的研究、纪录与影戏相关的民俗了。后者完成于1940年,文中作者考证了影戏与隋唐时期变文、俗讲的关系,虽非自觉的对影戏与民俗之关系进行探讨,但在客观上却揭示了影戏与佛教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等地,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人们把与影戏生存密切相关的许多“世俗活动”都视作迷信,人们谈的更多是影戏剧目内容的人民性、阶级性等问题,是影戏的利用、改革与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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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李跃忠的个人空间2008-10-12 2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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