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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也就是说，在叙述分析中可以运用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琼斯：是的，我们常作这样的统计。实际上，温迪的丈夫恰恰是乐团的一个经理，她在一周之内对乐团的32位音乐人作了7次访谈，当时她正随着乐团在巡回演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路上用录音机记录了大概200个故事，然后转写出来，她在每一个故事记录中都保留了“离题”……其中有8个故事是关于乐队指挥(conduct)──就是乐队的领导(leader of band)──对不起，我在这里就“离题”了[笑]──这些故事或详或略，都是讲述这位指挥解雇一位贝司手的原因：他在指挥演出的过程中动作特别小[用手比划]，乐队后面的人很难看得清楚，贝司手就去买了一个小型望远镜[几人都大笑]……指挥发现后认为自己受到了嘲弄，随即就解雇了他……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一位讲述者在叙述的一开始就说：“突然间我稍稍转了一下头，就这样往后看了看[侧身]，发现贝司手戴着望远镜──我从不看后面的乐队。我是说，你以后再也不会──当你看我──当你看舞台上的乐队时，你再也不会看到我[摇头]──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再也不会看到我在东张西望──因为我认为那样有失职业水准。”大概讲的就些，我不全记得了。
＼＼朝：哈哈! 在舞台上戴着望远镜演奏，太逗了!
＼＼巴莫：真可乐儿，那不太滑稽了吗？!
琼斯：从这段叙述的“离题”中我们分析的不是那位贝司手为什么要戴一个望远镜[巴莫笑]，这位讲述者或乐队指挥又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要理解“离题”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在发生？前面我已经讲到我们要关注叙述者与听众的身份和关系，对不对？[朝点头]因为温迪是乐团老板的妻子，作为乐队成员的讲述者才会惶恐不安地一再表明自己非常职业，从不乱看，但他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注意到指挥看到了后面的〈戴着望远镜的〉贝司手。这里就潜藏着乐团管理层与雇员之间的组织关系及其象征等敏感问题，并且在这段叙述的特定时段中反映出来……
＼朝： “离题”背后的“潜台词”包含着叙述行为的意义。那这里就需要做深入的调查，不能就叙述话语本身去进行文本的分析了。所以乔治斯强调这不仅仅只是口头言辞的问题，我觉得卷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的观察和研究。
＼巴莫：是的。我大致翻了翻他们的《民俗学导论》，在阐述“作为行为的民俗”时就用了“民俗与人类心理”这样的标题。
琼斯：因为访谈人温迪是经理的妻子，讲述者才会反复地强调自己一向不往后看。换言之，不随便张望就等于是说坚守了乐队的专业精神。按乔治斯的叙述观念来讲，这种叙述行为就构成了“故事讲述事件”(storytelling event)。这种内嵌在行为视角中的分析维度是多重的，乔治斯还有几组专用的概念术语，这里就不展开来讲了──我们合写的那两本书都有相关的阐述──。总之，在我看来，讲述事件的深层致因及其的生成过程不是口头的艺术或表演方法所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直接采纳“口头的”表演理论来进行阐释，因为乔治斯的分析模型重视的不是“表演”而是人类的行为，包括个体的行为──同时涉及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及其相互间的互动等问题──。因此，两种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
巴莫：迈克，你明天要到北大去讲你个人的田野作业经验。我知道你和乔治斯教授还合写过一本研究著作叫作《人研究人：田野工作中的人的因素》，与你刚才讲到的人的行为、个体的行为，以及研究者主体的行为都有关。从现场调查直到学术再现，以至学术表述及其阐释的一系列过程中都〈应该〉始终贯穿着“民俗作为行为”的方法论思考。比如，你例举的研究者“拍照”和将照片寄回给调查对象的实例我也有同感┄，我是一定要将照片寄回给我的调查对象的。这关系到“田野关系”(field connections)的建立，关系到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对追踪调查的影响。
(以下访谈转入田野作业方法及其与行为视角的关系，从略)
朝：琼斯先生，谢谢你刚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已经阐明了行为视角及其叙事分析方法在民俗研究中如何运用的基本原理，它的工作机制和术语系统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好在你这次来也给我们留下了乔治斯教授和你的著作《民俗学导论》，听巴莫讲，这本书有大量的例证和图示，比较适用于教学参考，你也提到其中还有专门的章节阐述行为视角，想必有更多的细节帮助我们理解发展在美国南部乃至扩大到南美洲的民俗学研究，因为┄美国南部有许多南美州的移民，而你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常年在这些关联地区开展田野作业，少不了要去研究范围更广的区域民俗和地方传统[8] 。所以我想┄，[对巴莫说]我觉得乔治斯的行为视角与邓迪斯的心理分析可能也有些关联┄，[转向琼斯]在我看来，方法论的比较有着“对话”的意义，在不同的学者之间，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或是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之间，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其实，从你在两位学者之间作出的方法论比较，我们也能感觉到其间的“对话”，比如关于“叙事”┄
＼琼斯：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其实┄，我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多少是根据你们或你们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领域来回答你们的问题，比如你们强调口头传统或民族文学。因此──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就其中的“叙事”研究切入鲍曼和乔治斯之间在方法论上的不同之处，我在课堂上也会作同样的比较……当然，鲍曼的理论也有其睿智的诸多思考和创见，否则不会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但是，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尺度，也就是说，从学术视野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讲，行为方法(behavioral approach)比“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更为宽广。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朝：我想说的是──我想说什么来着？──[笑]这里的方法论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参照相关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我们也在反省，比如说，在开展国际对话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是否理解了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认知体系及其间知识生产与资源共享的确当性或适用性的选择，从而产生学术自觉……概而言之，术语问题乃至方法论问题的提出或是反观，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知识生产和研究领域里有关“对话”的若干原则性问题，还有我们学者自身作为创造者、接受者、呈现者、传达者和参与者在文化传播、知识产品和学术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等等问题。因此，访谈到这里也为今后的交流铺垫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我非常高兴与你一块度过这个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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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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