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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应麒的《福州歌谣甲集》，[41]不仅书名模仿《吴歌甲集》，即是记录方式，也仿照附录历史风俗的注说。如，他在第157首《天灵灵》下注道：“闽俗小儿遇有惊痫时，其母每作此种压胜。其法，在临水陈太后（神名，民众尤其是妇女极信奉之）像前，量米一杯，用布包之，频频摇动，唱是歌。少顷，开布视米，觉有低浅乃添米使满，复包复摇，复开复添，复唱，终至杯中米紧满，添无可添时始止，谓此时‘惊’已被陈太后‘收’矣。”
以我们今天的民俗学专题研究的需要来看，魏应麒的这种整理方式整理出来的材料可能是最方便被使用的。
《歌谣》时期对记录整理的讨论，基本上限于口头韵文作品，对口头散文作品记录方式的探讨，是在钟敬文手上展开的。钟敬文认为：“记录民间文艺，以能保全本来面目为最上法。但如此，非用方言不可，而用方言记录民间故事，此刻在生长于说国语的区域之人，当然无甚问题。可是在我们方言很特别的闽广人，就觉得有点为难了。不但许多语言不容易于记录出来，就是记了出来，看的人，也不见得容易懂与有兴趣去读。所以除了韵文，只好用国语来叙述，但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应该写得明白简当点。”[42]
钟敬文还强调了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在搜集整理中的操作体现，他在批评《闽南故事集》时指出：“集中蔡家凤所述的一则贪食书塾先生的故事，那便是‘个人偶然的故事’，非经过了多数民众的修改和认识的‘真正民间故事’”[43]
钟敬文是个很实在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粗疏与不足，他自言在翻译整理《狼僮情歌》时，对于原文中不能明白的地方“就只好应用自己底想象去填补了。自然，这是不能完全符合愿意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什吗更好的办法呢？……算了吧，我们原是村户人家，就让女儿们这样蓬头赤足地去见世面吧。”[44]这虽是在表白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们反过来看，把它看作是对整理标准的一种理解也未尝不可。
1928年6月，钟敬文《民间文艺丛话》出版，书中附了黄诏年对钟敬文辑录客音情歌时不记地名，不分类，不命题目的缺点的批评，这些批评都为钟敬文所接受。但是，后来罗香林的一篇《读钟著民间文艺丛话》[45]又对黄诏年提出反批评，并由此引发了《民俗》周刊少有的一场围绕搜集整理标准问题而展开的论争，论争的问题围绕三个方面：①搜集作品是否应标明搜集地点？②作品整理是否应该分类？③搜集的作品是否应该标一题目？
因为民俗学阵营中没有同道中人互相批评的传统，被罗文批评的黄诏年读到罗文后反应激烈，反驳文字语辞过激，致使钟敬文为了维护团结，在回应的时候不敢明确表态，罗香林后来也撰文表示不与黄诏年论争，一场本该深入的论争也就不了了之。虽然最后没人为此作结，但读者还是可以从双方不断陈述的理由中加深自己对搜集整理原则的理解。
五、辛树帜、杨成志的田野考察及对考察方法的尝试
1928年，辛树帜、杨成志以其严肃科学的实践精神展开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活动，它们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学、民俗学者规范的田野考察的开端。
辛树帜是中大生物系主任， 1928年的瑶山之行尽管是一次以动植物考察为主的科学活动，但在人文考察方面的科学性和严谨态度丝毫不减于专业的人类学工作。
辛树帜初到瑶山的第一天就给傅斯年写了封信，信中对正瑶的介绍虽然简略，条理却极分明，态度也很严谨：“此间人种问题，非据此些许成绩所能断定；当将瑶山全部调查一过，始能明知。”[46]一个星期后，他又有更详细的报告，并勇敢地纠正了前封信的一些错误。他说，“如贵系欲将瑶山作详尽之调查，非选极能耐苦三两人，与广西政府联络，来此间逐村逐岭，作一年半年之调查，作为图志不可。如时间不足，即选五种瑶民中主要村落，作详细之征询亦可。”[47]
这段话其实已经包含了一个材料获取的关键性问题，即如何保证材料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辛氏认为要得到这种保证就必须做到“普查”，即使条件不能允许，也该做到“选点调查”。
这是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都未曾提出过的要求。当年北大《风俗调查表》之“旨趣”曾经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实地调查，但这只是对态度的要求，而不是从方法上提供指南。后来的调查者也多有实地调查者，然而都是蜻蜓点水，即使能做到忠实记录，材料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也是值得怀疑的，辛树帜就对他的这次瑶山之行感触颇深，他说：“关于连山之瑶，北大风俗周刊，曾有记载，但光怪陆离，不近人情之至；虽不能全谓其不合事实，但据此间瑶人称，彼此风俗习惯，一与此间无异，则至少必为张大其词，以为文章生色。欲求真实之记载，非有具科学头脑之人，再往详细调查不可。”[48]
辛树帜之前，有组织的民俗调查活动仅顾颉刚们的妙峰山之行，但此行的分工并不明确，调查人员的选题不是由顾氏指定，而是调查者自由选取，如此则调查结果多有重叠，既浪费人力资源，又不具备整体互补的效果。辛树帜的瑶山之行之所以能有不俗的成绩，部分地因为人员的分工合作相对合理，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自己是这样对几个助手进行分工的：“关于将瑶山系统之报告，其中社会制度及家族制度，已请任君代为尽力调查；相片服饰及特别器具等，已请黄季庄代为征集；瑶歌及瑶音字典，石君亦正在整理中，分途前进，或当有可观者在后。”[49]
与民俗学会的大多数文学爱好者不同，作为一个科学家，辛氏对调查的要求不仅限于文字，也依赖图表。他为了弄清瑶山瑶人的分布情况，特地让任国荣绘制了一份地图，“载明各瑶分布界线，……图为由任君与此村村董（即此中最有学识之人）就其祖遗之粗图，与彼身之经历，绘就粗藁，再由任就之详询道里，绘就此图。就现在所知者言，此实为最详之图矣。”[50]
调查记录则尽可能地要求科学、准确。歌谣均以罗马字母注音拼出，他解释之所以不用注音字母，是因为“注音字母不敷用也”。对于服饰，则尽可能不以文字记录，“当嘱石君摄影奉上”，[51]“至服饰装束之奇特者，亦已由黄君负责购集全套，以备贵系陈列。”[52]即使是瑶人的描述，若不亲见，亦不信然。[53]“至历来关于瑶苗之记载，皆将瑶中酋长，写成山外大王，威严可怖；又将山中路途，写成险不可阶；外则写若辈男女杂交混乱之状，令人哂笑不已。以弟所历言之，实未尝得见，故不能有此种神话之材料作报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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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施爱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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