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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顾颉刚及其妙峰山香会调查
作为风俗调查会的主力成员之一，顾颉刚不会没有接到过张竞生的风俗调查表，但他却没有按图索骥。顾善于按自己的天才的思想，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礼仪习俗中发现问题。1924年4月间，因为常惠生病，顾颉刚代理《歌谣》周刊，他在50号发了自己一篇《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严格地说，这是一份不合格的调查报告，因为连72司的司名都只是事后凭记忆抄录的，而且没有写全，分析也有想当然之处，但这是《歌谣》刊载的最早的纯风俗调查报告，[17]而且题材单一，主题集中，其开创之功恐怕不仅止于抛砖引玉。
紧接着，他又在52号抛出一篇《两个出殡的导子账》，把一个忌讳的民俗话题提到了学术的殿堂，并对苏州人出殡的奢华提出强烈的批判。但同时他又津津有味地解释说：“无论什么极丑恶现象，只要我们肯去研究它，它就成了一件最有趣味的东西，我是特富于好奇心的人，随处激起我研究的欲望，所以事物经我手的，我总把它保存，十年来，我保存的东西多得很了。”
《72司》、《导子账》，以及后来的《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一个光绪十五年的“奁目”》，都是与古礼相关的题目，而且全都用一种搜集和写作方式：首先是不厌其烦地抄录调查对象的全部目录，再对目录内容进行详尽的归类和分析，或者佐以古代礼制的比较和说明。这些文章暴露顾颉刚的最大的缺点是不善长访问和口述记录，偏好于抄录文字、进行目录分析，这一缺陷在妙峰山的调查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克服，但还存在。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的妙峰山香会调查是顾颉刚田野考察的得意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专项田野调查。调查者包括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五人。张清水评价顾颉刚“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上，是个新的园地底开辟者，他做的多是专精而又没人注意的工作，因其能勤，博，好学，眼耳手脑并用，是以成绩很佳，如古史辨，如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都是不可多得的巨著。这册妙峰山，其声价一样的高贵。”[18]
顾颉刚此前分别在1910、1924年两次进到妙峰山区，但未登顶，山上的茶棚很引起他的注意。1925年香会会帖出现的时候，他就请示时任研究所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要了50块钱，就上路了。[19]
从顾的《游妙峰山杂记》看，顾在这次调查中是很善于倾听和观察的（他的倾听似乎更多是被动的，而不是来自于主动的提问），尤其是在歇脚的“茶棚”中，他自言“与茶棚中人谈话，可记得的很多。”[20]比如，他从几个老婆子的闲谈中知道一位向不出门的闺女竟徒步几十里山路前来进香；他在庙中看烧香，见到一个江浙口音的盛装闺秀在满积秽水的石槽中净了手再去上香；又见上香的人群中，有三步一拜而来的，也有一步一拜而来的。他以种种观察来说明进香者的虔诚和神威的浩荡；从茶棚的设置及与茶棚中人的谈话中了解到香会的兴衰与经济的关系；从神殿的设置看到了道教对待其它宗教的态度；从北京人和天津人不同的会单中看出“王三奶奶”的身份和地域色彩……
妙峰山香会调查中，顾颉刚再次发挥其抄录的特长，将所见所闻悉数记录。庄严说他们在玉皇顶庙时，“五人分散，或抄录碑碣，或就和尚谈话，惟颉刚最勤。”庄严与孙伏园均称叹服，庄评“此颉刚之所以为颉刚也。”[21]
顾在钞录会启的时候，边上的香客因为从没见过有人抄录这种东西，都很好奇，围上来看他抄，顾颉刚非常尴尬，“要不是受了抑压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现在居然把它们钞完。”[22]他不厌其烦地抄录了90个香会的名称，还详细地记录了香会的各种文字材料。回到学校，他又按老习惯对它们进行分类整理，写成《妙峰山的香会》，分别归纳出了香会的来源、香会的组织、明代北京的碧霞元君香会、清代的香会、本年的香会、香会的分类、香会的日期、香会的办事项目、惜字老会会启说明等九个方面。
这种记录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创举，江绍原对顾颉刚学术触角的敏锐大为赞叹：“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23]
顾颉刚的笔头很勤，有闻必录固然是他的一大优点，更重要的是他整理材料的条理性、分析材料的洞察力，都是一般记录者所无法达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顾颉刚不能在方法论上解决搜集整理的普遍可操作性问题，他的成绩就可能只是一部经典，而不能成为可供后学仿效的研究范式。像后来谢云声的《厦门醉仙岩仙诞的调查》，其副题即为“读妙峰山以后而作的”，[24]显然是希望借用顾的方法。但谢氏毕竟只是个文学青年，欠缺学术洞察能力，这份调查报告看起来更像一篇民俗旅游作品或是醉仙岩介绍。
1928年，顾颉刚曾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传习班做过《整理传说的方法》专题讲座，但这个“整理”概念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搜集记录之后的编辑整理概念，而是选择和使用材料的技巧。顾颉刚从未谈过田野考察的方法论问题，诸如如何设定中心问题、如何选择时间地点、如何选择调查对象、如何交流、如何观察、角色担当这些田野考察的基本要求等，都在他的话语中缺席了。因为缺少方法论的指导，顾的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追随者们，离开了“婚奁”、“香会”这样的具体题目就很容易变得茫然无措。
江绍原夸顾颉刚是个“勤，博，好学，眼耳手脑并用”[25]的人，但勤快、聪明与严谨毕竟还是两回事。顾颉刚的调查报告中，居然还夹杂一些想象的成分，如他在《香会的分类》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了以上的叙述，试闭目一想，在三月中，他们如何的在山前山后打平浮沙，扫除活石；一到四月初，就如何的在各条路上架起路灯，在各个站口开起茶棚……”这是典型的想当然式的调查，即使没有亲眼所见，这些叙述也该出自香会组织者的口，而不是闭着眼睛自己去想。
董晓萍认为，从学者本身的研究角度看，顾颉刚的田野考察在某种程度上还局限于“是对古代学者采风问俗的心意和学风的模仿。”[26]但同时不否定顾颉刚的文本已经从调查计划、调查方法、调查经费与日期、资料保存四个方面介入了科学的考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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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施爱东博客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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