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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多次陪同国内外学者到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调查、采风，朋友们在惊叹民间歌会古风犹存的同时，对会场上出现的“收录机通俗歌曲大对唱”、录相带的播放以及迪斯科舞等等，大都摇头叹息，认为破坏了民间赛歌会的传统格局和古朴气氛，有点儿不伦不类。起初，我对此也颇有同感，但去的次数多了，发现此风日盛，群众并不反感。尤其是当我调查了当地农民对这种现象的反映时，我的看法就有了改变。一位歌手说：“他跳他的，我唱我的，大家来朝山，就图个痛快。”一位农民说：“唱山会就是为了高兴一场，我们生活改善了，能买得起收录机，为什么不可以提上它在会场上筛一筛（意为“显示一下”）呢?”言谈中流露出生活富裕后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有一首莲花山花儿正表达了农民们的这种心情，其词日：“钢二两，四两钢，日子越过越刚强，飞鸽车子加风凰，媳妇一辆儿一辆，我把收录机提上，把心爱的花儿都录上!”促使我认识转变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有一次，我与几位音乐工作者一道在莲花山采风，忽闻歌手们唱道： “各位行家音乐家，你把莲花山花儿拉一把，莲花山花儿音麻达"（麻达"，当地方言，意为“有问题”、“有缺陷”）；“镰刀要割柴草哩。花儿阿木（“怎么”）唱好哩，全凭专家指导哩”；“你要把花儿帮凑呢，花儿稀不（“非常”、“十分”之意）落后呢，心想把它促者前头呢”。这些发自农民歌手肺腑的歌儿，对我震动很大。过去，我们为了“研究”的需要，总希望民间文化形态越古老越好，以便从中探寻早已失去的某些因子，不希望它变得太快，更不希望它变得面目全非。对于莲花山调过于高昂、单调，唱起来比较吃力的缺陷，虽然早就知道，却认为那正是一种西部风格，不宜妄加评论。近几年，广大民间歌手通过广播和磁带播放，听到了全国各地的民歌和当代优秀歌曲的演唱，有了横向比较的基础，对自己所擅长的莲花山调的不足之处，才有了具体的感受和认识，于是，才用自己的歌声向音乐工作者求援了。这证明了广大群众求变革、求发展、求进步的思想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种由当地歌手们自觉提出要改造莲花山调，使其更易演唱、更加优美的愿望，正说明有些传统民歌的曲调是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发声方法也有必要科学化。当然，变革主要靠有文化的歌手自己来变，音乐家们参与帮助是需要的，但越俎代庖则肯定行不通。著名的花儿歌手朱仲禄，曾在音乐学院学习、进修过，由于文化素质的提高和音乐知识的丰富，他在河湟花儿声乐方面所进行的改进和独创，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欢迎，不少歌手也学他的唱法来唱，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前，吸收、摹仿西方通俗文化的活动，在我国民间方兴未艾，来势之猛，难以阻挡。这是我国社会开放的一种必然，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我们不必摇头，也无需紧张。因为，文化交流的规律是先表层而后深层，先物质而后精神。随着开放，青年们往往先被西方有形的“外在文明”所吸引，蜂起仿效，随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才会感到浮浅和不足，并受到心灵上的震憾，然后才可能转向思想上的交锋，或许还有哲理的沉思，那时，方能对西方文化进行严肃的选择，对其中的精髓真正予以吸收。我国民间文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打破封闭体系、坚持开放政策、继承优秀传统、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任务。只有中外民间优秀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和取长补短，才能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民间文化，而比较民俗学者和应用民俗学者在不同层面上的参与，是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实现的。
大量事实说明，民间文化的变革，正在所有层次上按它自己的规律进行，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赞成也罢，不赞成也罢，都得承认这个正在演变中的事实。我们的任务不在于限制和取缔非传统的东西，而在于正确引导和参与变革，不在于设法挽留必将逝去的东西，而在于重视和支持新生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我们的民族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包括民俗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都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筛选、被改造、被重新组合，被赋予新的意义，并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格局，我们应当为新的民间文化的崛起而祝福。从纵横两个参照系来看，西方文化以否定、求新为特色，而中国文化则以保存、延续为特色。这一点，不论在中国文化史本身还是在中国文化人意识的深层都有着极为充分的体现。我们从事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有时难免会在自己思想深处打架，其核心，就是保存与变革的矛盾。对此，我们应当有精神上的准备。
四、 民俗学的应用研究与文艺创作的民族化
越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就越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真理，已被古今中外大量优秀作品所证实，而民俗则是构成文艺作品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莫言、贾平凹、陆文夫、张承志等人小说创作的成功；电影《红高粱》、《老井》的走向世界；歌坛上“西北风”的劲吹不止等等，无不与民俗乡情的充分表现有关。这些事实，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加强民俗学与文艺学的交叉研究，从民俗学角度开展对文艺作品的历史——美学评论，对促进文艺创作的民族化是很有意义的。
岁时节日、婚丧礼仪和其它传统风俗的描绘，歌谣、谚语和俗语的引用等等，对于使作品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来说，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只是民俗材料的运用，是属于表层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受制于一定民俗圈的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一个民族的民俗心理和民俗意识，经过长期积淀，往往表现为这个民族全部成员认识事物的共同态度和处理问题的共同方式，这一点，正是形成民族性格的核心所在。
通过对一些优秀乡士文学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材料进入艺术创作，并不是民俗事象的简单罗列和浮泛描绘，而是经过了作家、艺术家主观意识的过滤与重构，选取什么，舍弃什么，浓涂什么，淡抹什么，无不与他们对作品主题的缜密构思紧紧相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定的民俗圈对作家、艺术家本人心理、气质、性格的影响。说某作家描写了民俗，使作品具有泥土的芬芳，这只是皮毛之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一定的民俗圈能铸就作家的气质和性格，甚至决定着他作品的风格时，才算是抓住了要害。一个成功的乡土作家，一方面必须是自己家乡民俗活动的狂热参与者和忠诚体验者，使当地许多风俗习惯凝聚在自己的骨髓里，溶化在自己的血液中，成为那个民俗圈中真正被认同的一员。否则，许多深层的东西就难以从微观的角度被具体感知。另一方面，当他坐在自己的书斋进入创作过程时，又必须调动自己所受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一切知识和手段，对已经被感知的民俗事象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冷静的思索和判断，从而决定其取舍和褒贬。否则，就难以超越出来并用艺术形象对民族的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这种对一定民俗的既认同又超越，正是一些乡土作家成功的秘诀之一。
如此看来，“民俗与文艺学”、“民俗与文艺家的民族性格”、“民俗与文艺作品的民族化”以及“民俗与音乐”、“民俗与美术”、“民俗与舞蹈”等等，都应当是民俗学工作者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了。
民间文学在原有基础上的加工、提高或再创作，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践问题，这也是民俗学应用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我国民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改编成功的实属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据我所知，一些发达国家的艺术家，都将本国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编，或印成系列丛书广为发行，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经常播出，既发扬了优秀的民间文化，又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真是一举两得。我国在这方面除了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组织不力等原因外，恐怕还跟没有形成一支专业队伍有关。要求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忠实记录”，是基于科学的田野作业和保存文化遗产的需要；而提倡作家、艺术家在民间文学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再创作，则是基于推广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前者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后者属于应用研究领域，本应当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行其道，并行不悖”的事，但在已往的有些文章中，没有分清这二者的差别，产生过一些混乱和消极影响，这是应当予以澄清的。民俗学工作者有责任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和再创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探讨，为优秀民间文学作品通过现代传播手段进入千家万户和走向世界鸣锣开道。
最后，我还想就民间工艺的应用研究说几句话。成千上万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乡土气息的民间工艺制品，如刺绣、香包、织染、竹器、漆器等，在它们产生之初，大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也就是说，它们都与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实用过程中得到发展和完善。但是，近若干年来，民间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动向，主要有两点：一是同实用的距离愈来愈远，大都向单纯的摆设过渡；二是价格愈来愈贵，普通劳动者几乎无人问津（这还不包括玉雕、象牙雕等一开始就与普通老百姓绝缘的那些高级工艺品）。我觉得，民间工艺制品的持久生命力，就在于它出自寻常百姓家，又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民生活用品和审美情趣的一部分。凡是割断与人民联系的东西，势必会走向僵化和衰亡。画家蔡若虹参加了马正荣蜡染艺术展览后，一方面对其作品的民族风格和创新技法大加赞扬，另方面又对现代蜡染布料与实用逐渐脱离关系的倾向表示忧虑。他写道：“现代的蜡染艺术一定要与现代的纺织工业生产相结合，改进布的质量，使它与现代人的实用相适应。”我是很同意蔡老的这个建议的。如何采用现代手段使来自民间的工艺制品提高质量和产最，然后再让它返回民间去，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应当是民俗学工作者关心的问题之一。
民俗学的应用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棰”，拉拉杂杂写了这许多，只是大海中的一瓢而已。目的是为了把浮现在我脑际的若干“一闪念”表达出来，其中的建议、设想和所发的议沦，怎敢奢望全部正确，只要对诸位同行思想的延伸有丁点儿帮助，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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