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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会与选择
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和学科本身的不断深化，现代民俗学已分成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领域，即基础理论的研究（以下简称基础研究）和应用理论的研究（以下简称应用研究）。前者着重探讨民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从理论上阐明它“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和“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后者则着重探讨民俗对当今社会的变革有什么功能，起什么作用，从理论上阐明如何正确引导和促进民俗本身的变革，怎样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这两类研究，只是任务的不同、角度的不同，对具体研究者来说，则是分工的不同，不应当有什么高低、深浅的差异。但在事实上，长期以来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倾向是存在的。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在一些同行心目中，总觉得基础研究是高层次的研究，是真学问，具有学术价值，而应用研究则是低层次的，算不得什么学问。二是受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往往习惯于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耻言学术的功利目的和社会效益。现在，该是用我们的实践来扭转这种看法的时候了。近期，似有必要强调一下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应用研究实际上是基础研究的“亲密伙伴”，二者相辅相成。应用研究的大力开展，必将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当然，如果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不重视它的深远作用，也不行。过份求实，只讲应用，就可能出现选择的倾斜和理论上的萎缩，不能不加以注意。
去年三月下旬，在贵阳举行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上，有同志提出： “民俗学必须介入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加入了民俗因素的经济改革才能更具有民族特点，也才能加快其发展。”有的同志说；“民俗学应‘挤’进社会经济的行列里，参与各种政策、规划的制定。”还有同志提议：“应当用规划咨询或建议咨询等各种方式，使民俗转化为生产力。”我觉得，这些见解和建议很值得重视，它说明我们研究队伍中，一些同志已有了明显的参与意识，认识到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当今时代精神的特点之一，就是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革、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不是经常说，社会上和有关部门对我们中国民俗学界关心不够、支持不力吗?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观方面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已往将目光过多地射向“过去”，现实的参与意识太弱，未能把民俗的研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紧紧挂起钩来，未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在促进现实变革方面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当前我国社会所展现的新旧交替过程中的激烈冲撞和尖锐矛盾，在民俗领域内同样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表现。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亿万群众在改造旧俗，创立新俗方面所显示出的巨大创造力，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活跃了我们的思想，提高了我们的认识。面对我国民俗空前大变革的现实和社会上各行各业对民俗学界的殷切期望，如果我们不去自觉地运用新的概念、范畴、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那么，不但我们这个学科必将继续遭到社会的冷遇，甚至连我们这个学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会受到空前严峻的考验。时代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打破传统的封闭状态，形成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不但要着眼于“过去”，尤其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变革现实的需要，将促使我们站在新的认识高度上去思考一切，也包括对已经认识过的民俗事象进行再认识，对已经评价过的民俗事象进行再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才能够形成、深化和得到完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俗学知识的大力普及，它的多种价值必将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而它的社会功能，也会由于大量实践者的参与（这种参与的方式及其后果，往往出乎民俗学家们的预料之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民俗学对社会的“间接服务”与“直接服务”将会有机地统一起来，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过渡，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网络结构。向社会实践的接近及其社会功能的多样化，将是我国民俗学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传统民俗学的主要着眼点——文化史方面的认识功能，大约只能作为民俗学的基础层次而存在，而它的开放性的应用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等，将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时代的挑战和召唤，为我们民俗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准确地予以选择。提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的方针，在近期应强调应用研究并予以大力支持，这就是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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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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