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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记”表述的时间观念与月令有着根本的区别，作为地方民众岁时生活的实录，它揭示的是一种地方化的世俗性的时间观念。秦汉时期月令仍有实在的指导意义，但在汉晋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形成了一种“证验”的风气。从汉末到晋初，一百多年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科学成果和科学人才都密集出现的时期，天文知识也因人们对天象观测的兢兢业业而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如东晋初年虞喜发现了岁差，北朝人张子信发现日行有迟疾。[④]人们对天道运行规律的重新认识，有利于动摇传统的天时信仰，从而淡化天时的神秘色彩。[⑤]天象知识的普及发展打破了少数人垄断天时的局面，一般百姓能够自己把握岁时的变化，月令逐渐失去指导意义。同时由于中央王权的衰微，地方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地方传承的时空生活发生兴趣。时间在普通百姓那里是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过程，人们以固定的人文节点作为时间段落的分隔标志，这种时间节点的连续，就组成了服务民众生活的人文时序，这种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时间体制，不仅没有了王政的训诫意味，而且与自然节气也只是保持着大致对应的关系。这一文化与时间观念的变化，正出现在汉魏六朝时期，在南朝表现尤为显著。宗懔的学术卓见就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时间观念的新变化，并及时地将它记录了下来。在民俗材料的取舍与编排上，体现了宗懔的对民众生活的理解与关怀。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第一部时间民俗志，它从平民的角度记述了荆楚百姓对时间的体验与感受，它通过对人们在节日民俗活动中的行为描述，展现了当时民众的时间意识，为我们记录了弥足珍贵的民众文化史料。
由此可见，从月令到岁时记的时间叙述方式的变化，不仅是一般的叙述形式的变化（从以自然节气为序到以人文节日为序），更重要的是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时间观念，一是将自然时节转化为王官月令，人们只有绝对服从与被动适应；一是民众直接感受时气变化，采用种种民俗行为去主动协调人与自然（神）的关系。天人关系中的这种被动与主动的变化，决定了月令到岁时记的递嬗，它从时间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文化观念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1
[2]钟敬文北平风俗类征序言[A] V钟敬文新的驿程[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482.
[3]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
[4]朱熹诗经集传[M]北京：中国书店，1994.
[5]缪启愉四民月令辑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6]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C]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
[7]杜台卿玉烛宝典[M]丛书集成初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C]北京：中华书局，1986.1727-1731.
[9]令狐德棻[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①]（明）王圻《稗史汇编·时令门·总论》“七十二候后魏载之于历，欲民皆知以验气序，然其禽兽草木多出北方，盖以汉前诸儒，皆江北人也，故江南老师宿儒，亦难尽释。”说明以汉前北方月令物候为统一的时间标识，已不能有效地指导与服务南方民众生活。《南史》卷五十刘瓛传记“初，瓛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彷佛’”当世推为大儒的刘公都自称对《月令》只有大概的了解，可见当时《月令》传统的衰落。
[②]这种新年在门上钉桃板的习俗在广东有些乡下还有保留。钟敬文教授讲述。
[③]《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二卷岁功总部汇考，第1728页引“北齐以五郊迎气，天子皆御殿，有司读令。”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影印本。
[④]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第689-946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部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⑤]（宋）蔡沈《书经集注》，《尧典》篇述天象人时之后注曰：“古历简易，未立差法，但随时占候，修改以与天合。至东晋虞喜始以天为天，以岁为岁，乃立差以追其变。”天时与人时的分离，不仅仅是记时系统的变化，它标志着天人关系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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