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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岁时民俗记述的实录原则
《荆楚岁时记》虽然成书于北国，是作者忆旧性的叙述，但它既不是道听途说式的猎奇录异，也不是传世文献的古俗集释，《荆楚岁时记》这部著作，是宗懔依据他在荆楚故地数十年的生活经历与民俗体验在异国他乡的特殊环境下追记成文的。这种回忆式的民俗记录，是中国古代民俗志的特点之一【3】（P15），如，后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与清代范祖述的《杭俗遗风》等。从目前所见到的古代民俗记录看，《荆楚岁时记》也是开创这类古代回忆式民俗描述的首部著作。
《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特殊贡献，是它在民俗记述上的实录原则。《荆楚岁时记》在记录民俗事象时以记录者的亲身体验作为民俗记述的重要基础，以岁时节俗为中心，依照岁时节日的民俗活动进程，作了力所能及的时空结合的动态描述。中国自古重视年节，自从有了确定的历法计年后，人们以年度周期的新旧界点作为庆祝日，对新年首日予以特别的关注。在元日，这一新的时间点上，中国人倾注了浓郁的情感，寄予着深切的期望。其中，对生命健康延续的祈求是年俗的核心内容。秦汉以前的年节情形，或因年俗的俭朴，或因记述的疏略，给人们留下的是概略的印象，但在新岁之际都特别突出对生命的祝福。《诗经》有“朋酒斯饗，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4】这是周代的年节祝贺。《四民月令》记东汉正日节俗，先期斋戒，进酒降神，全家列坐先祖牌位前，“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5】从《四民月令》叙述的年节习俗看，它主要强调的是家族伦理的意义，其中自然免不了有从礼教角度加以规范倡导的意味。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生活愈亦世俗化、地方化，作为时间节点的岁时节日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民俗特色。《荆楚岁时记》以实录的记述方式，对荆楚地方的年节民俗作了较为清晰的记述。在新岁的第一朝，人们鸡鸣而起，首先在门庭前爆竹，说是“辟山臊恶鬼”；然后长幼都穿戴整齐，依次向尊长叩拜贺岁；接着行特别的年节饮食礼仪，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餳，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按传统习惯还各食一鸡蛋。饮酒的次第，从年龄小的开始。民间的说法是“小者得岁，先酒贺之。”事实上,这些具巫术意义的饮食是为了求取佑护生命的神力，南朝诗人庾信“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的诗句，咏叹的正是这一年节饮食民俗【6】。宗懔在叙述了这些特定的年节食俗后，又特别补记了一句，“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宗懔及时记录了民俗形态的局部变化，体现了宗懔在民俗记述上的实录原则。门户既是进出的孔道，也是防守的关口，《荆楚岁时记》记述了荆楚人在年节装饰门户的民俗，除户上布置有称为“仙木”的桃板外，[②]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旁插桃符，以使“百鬼畏之”。荆楚人还有主动求福的习俗，“又，以钱贯系杖脚，迴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宗懔将岁首民俗在时空中的特定表现逐次叙述，以“鸡鸣”为新年的起点，以家庭聚饮为岁首节俗高潮，由诸多具巫术意义的人生保障习俗，可见在动荡环境下荆楚民众面对新的时间阶段时的忐忑心理，人们利用岁首这一特殊的时间点，一方面服食各种“练形”食品，以强身健体，使用多种巫术手段以驱邪求吉；另一方面以聚饮、拜贺的礼仪凝聚家族力量，共同面对未来的时间生活。
从《荆楚岁时记》对元日习俗进程的描述中，（其他节俗的描述大都如此，）我们会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古代前所未有的具动态意义的记录。《荆楚岁时记》所记述的民俗，既不是文献的辑录（虽然在理解流传的民俗事象时，博引诸书，追寻民俗源流），也不是旅行式的观风问俗，它是作者以亲身经历的民俗生活进程本身作为记述对象，是在变异了的环境下以怀旧情感对自己所熟悉的民俗事实的追记，可以说他具有主位与客位结合的双重视角。说它具有主位的视角，是因为记述者曾是所叙述的民俗社会中的一员；说它具有客位视角，理由是记述者已生活在另一习俗环境之中。正是这种主客互补的视角，树立了古代民俗记录的优势，人们在急剧变化了的民俗环境中，易于回想过去习惯了的生活，还特别容易发现其中的民俗特点。【3】（P15）《荆楚岁时记》的特殊视角及对民俗的动态描述方式，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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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萧放的博客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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