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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中国的“民族服装”或“国服”可能吗？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的“汉服”热潮以及“汉服运动”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根源，但大体上可以说，它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同时也是在以“新唐装”为代表的“中式服装”全面复兴和流行日久的社会基础之上发生的，它是又一轮旨在建构汉族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的尝试。在意识到欧美世界的意义上，“汉服”指向着更为纯粹的“国服”或“中式服装”，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唐装”、“旗袍”和“中山装”均要比“汉服”具有更高的国际认知度[41]，显然，如何提高“汉服”的海外认知度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意识到东亚世界的意义上，“汉服”往往会被拿来与和服、韩服相提并论，或者是在与和服、韩服的对比中去定义和论说“汉服”的。互联网上的言论，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一些“汉服爱好者”其实是强烈地意识到和服与韩服的存在，甚至有的论说还特别突出地强调唐朝时的“汉服”曾给予和服以某些“影响”等，以便提升“汉服”文化在东亚文明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前东亚三国之间大众文化（电视节目和影视作品）层面的国际交流，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汉服”的论说，例如，韩国的《大长今》、日本的《大奥》和中国的《汉武大帝》里中的戏装，也被一些“汉服爱好者”认为是分别代表了“韩服”、“和服”与“汉服”的华美和精致。换言之，此类界说与其说是基于一部真正的服装文化及其交流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倒不如说它是基于现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文化符号功能和国际（族际）交流的场景性而展开的。
“汉服”也和其他所有的“民族服装”一样，具有场景或情境性，它往往也是根据具体的场景来彼此确认和发挥其族际标示之功能的。在国内多民族的场景下，以少数民族的服装为参照，汉族青年们致力于复活“汉服”的努力确实有着理直气壮的理由，“汉服爱好者”们对于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缺憾也很好理解。然而，问题在于“汉服”却并不经常被拿来和东北朝鲜族的民族服装相比较，而更多地是和“韩服”、“和服”相比较。可见，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服装”确实是一个难题或悖论。“汉服运动”所致力于建构或试图复兴的“汉服”，它究竟是作为华夏、汉族或汉人之“民族服装”的“汉文化”？还是作为“中国人”之全体国民的“国服”亦即“国民文化”？假如真的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某学生希望的那样，把“汉服”作为该系的“系服”，那么，若有在该系就读的藏族、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学会不会对此种“系服”产生抵触感呢？类似这些问题，从目前“现在进行时”的汉服讨论和“汉服运动”中尚无法明确得知，但它们又是极其重大的问题。
“汉服运动”会趋于泡沫化吗？还是会持续的“扩大化”？或许它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将有扩大化的倾向。“汉服”能否真正复活，重回普通民众的现代生活方式之中？它只是一种“时装”或“流行”吗？或者它不过是某些亚文化社群举办活动的“道具”或其成员彼此认同的标签？抑或只是少数人群的“行为艺术”？所有这些提问，其实和笔者3年前在“新唐装”盛行之时提出的问题均颇为相似[42]。
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是否需要“国服”或唯一的“民族服装”？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是否可能？“国服”是否有可能成立？显然，比起“民族服装”来，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样的范畴或理念是否能够确立。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概念应该以是否具有中国的国籍为依据，因此，“汉服运动”的“国服”指向必须面对如何涵盖为数将近1亿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华民族”或许只是正在建构之中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历史的依据和实体的支撑。“汉服运动”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把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孜孜追寻或试图建构“民族服装”的尝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信今后类似的尝试仍会不断地出现，中国社会仍将继续追求“民族服装”的创设与建构。北京奥组委和中国奥运赞助商恒源祥集团，从2006年12月起，公开向海内外征集“中国礼服”的设计创意方案。所谓“中国礼服”被认为应该具有中国元素，传达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是“健”与“美”的结合。有关人士认为，这个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做出一套具有标准性的“国服”，在2008年8月8日晚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将会穿着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服装，并引起轰动[43]。2007年4月5日清明节，天涯社区、汉网等20多家网站联合提出了有关“奥运会上中国的汉族运动员应着汉服入场”的倡议书，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中国传统服饰（“深衣”）作为大会的礼仪服饰，从而在网络上引发了新的一轮热烈讨论。围绕着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仪服装问题，既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存在，主张汉族和少数民族服装均应入选的意见，也有旨在创建“华服”（或称“中华服”）、“国服”或“中国礼服”的动向，所有这些均非常值得引起关注。
类似此种“国服”问题的讨论，以往还屡见于“国山”、“国花”、“国树”等涉及国家象征的议论之中，此类建构或尝试的不断涌现，事实上意味着中国的“国民文化”建设尚未完成。笔者认为，如果“汉服运动”能够放弃或淡化其中抵制或反“唐装”、“旗袍”的倾向，那么，其“运动”的品质和建设性就会有很大的提高。“汉服”的成立及其价值，并不需要以贬低“唐装”和“旗袍”为代价，它们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应该是共同构成了更具涵盖性的“中式服装”。20世纪的中国人，始终非常在意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形象，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通过不断的服制革新和服装创新来改变、维护和建构自己的形象。以西式服装为基本参照系而持续进行的服装创制或改良，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时也都是以中国悠久的服装文化传统为资源，以民众现实的服装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展开的。所有这些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式服装”的谱系或家族，这个谱系既包括了中华民国时代的长衫、旗袍和中山装，也能够涵盖现当代的“新唐装”、“汉服”和各种新近设计的“华服”。中山装和旗袍、唐装等并不只是“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44]，在笔者看来，它们确实已经是“中式服装”的组成部分了。但“中式服装”还应该对更多的少数民族服装文化以及对汉族各个不同地域之“民俗服装”保持开放，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或者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场景下，“中式服装”固然需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却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某种或某套唯一、排他的服装或款式。中国非常突出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正是促使“中式服装”的内涵也具有多样性的重要依据。把中国的服装文化传统与国民的现代生活方式、进而与国际性的时装审美趋势相结合，从而不断地丰富“中式服装”之内涵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相信今后依然可能围绕着“民族服装”的创制而有继续不断的发展。
在中国，服装不仅是地域和族群文化的表象，在某个时期，它还曾经是“革命”的表象（中山装与人民服）。当今中国社会，服装同时也被用来表现个性（时装）。显然，从“民族服装”和人民的服饰生活这一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确实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思路。对于在21世纪初短短几年内先后出现的“中式服装”复兴、“新唐装”流行和“汉服运动”兴起的社会与文化动向，很遗憾，目前尚较少来自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里诸如“新唐装”和“汉服运动”之类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动向，除了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运动学”、“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与流行论”、“大众文化”等角度的探讨之外，笔者认为，还特别需要有来自文化人类学的“族群与认同”理论、“文化自觉”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等角度的分析。本文只是尝试对其作初步的描述性归纳，今后的课题是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地参与观察“新唐装”、“汉服”、“中华服”等有关的社会文化动向的后续发展，进一步开展必要的田野调查与深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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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8-10-7 20:1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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