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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服”的话题
当海外的中国人被问起自己的“民族服装”时，很多人会回答是中山装和旗袍；但也有更多的人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同样，当汉族人被问起同样的“民族服装”问题时，常常也会因为无所适从而备感困扰。这当然不是一个表面性的问题，不能只就服装来谈论它。实际上，长期以来的困扰是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焦虑和不安持续存在，并一直无法释怀。曾经有很多中国人庆幸“新唐装”的推出及流行，相信它或许有可能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逐渐地被确定下来，那样的话，中国女性有旗袍和女式“新唐装”可供选择，男性也终于可以在西服和中山装之外选择“新唐装”作为自己的“民族服装”了。但就在“新唐装”的热潮方兴未艾之际，大约从2004年起，中国社会却又出现了有关“汉服”的讨论、争议和新一轮的旨在建构“民族服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把“新唐装”引申或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族服装”甚至“国服”的尝试，因为异军突起的“汉服运动”而遭遇到了某种挫折。
所谓“汉服”，在目前所知的汉语文献中，也有几层意思：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服装；二是指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民族服装”；第三种意见则是把“汉服”视为汉族的服装，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它才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华服”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显然，眼下关于“汉服”这一话题的讨论，与数年前有关“新唐装”的讨论，其实在逻辑和程式上是颇有相关，也颇多类似的。两者分别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显示出具有同样的历史自豪感；两者都有意向试图把“唐装”或“汉服”建构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甚至“国服”。所不同的是，关于“汉服”的言论或叙说所要追溯的历史要比“唐装”更为久远；在“汉服”的论说中，有着比“唐装”的论说更为强烈和明确的汉民族意识和存在感。甚至少数较为极端的“汉服”观念持有者，其实是有一些反“唐装”的倾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唐装”的讨论中，人们对于唐朝并不是那么执着，但在“汉服”的讨论中，对于汉朝却较为认真；“唐装”或“新唐装”与“唐人”、“唐人街”等概念有关，多少具有一些海外华人认知或国际化的语境，而“汉服”则往往具有相对较多的国内族际场景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有本土化的论说色彩。简言之，“唐装”和“新唐装”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中国人”，而“汉服”则首先必须得是“华夏/汉族”的，然后才有可能尝试把它引伸为“中国人”的服装。若再进一步比较的话，“唐装”或“新唐装”的讨论，对于直接从清末的服装文化遗产汲取资源持肯定的态度，有关论说对于服装文化的满汉融合也持宽容和欣赏的态度，而有关“汉服”的一些讨论，则是将其原型追溯到秦汉甚至先秦时代，有关的论说很是在意文化和族群的“古老性”（某种程度的“复古”倾向）与（汉文化的）“纯粹性”。
目前，有关“汉服”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较少展开，我们尚很难见到严肃认真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绝大部分有关“汉服”的讨论，主要是在网络的论坛上自发或随意展开的，要对网络上所有这些言论进行归纳，既非常困难，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概观和综合互联网上有关“汉服”问题的争论及其焦点，笔者认为，应该对作为学术用语的“汉服”和“汉服运动”中的“汉服”加以必要的区别。前者的论说主要是把“汉服”理解为汉族的服装，但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汉服”，主张应承认在汉族服装文化史上存在着和满族服装等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此种偏重学术倾向的“汉服”讨论，确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服饰史”的专业学术研究在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只把“汉服”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来理解的讨论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复活“汉服”，他们对于“汉服运动”的“复古”倾向持有一定的批评性的看法。此外，还有一些讨论者批评“汉服运动”中确实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情绪或汉族中心主义观念，担心它的蔓延有可能会对国内的民族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不过，另有一些讨论者则认为，“汉服”不仅历史悠久，也有独特的款式和特征，汉族需要有“汉服”，就像汉字、汉语等一样，“汉服”也应该是汉文化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汉族之拥有“汉服”是很合理的，不必过多顾虑。
至于“汉服运动”中的“汉服”论说，前已述及，多少是具有一些反“新唐装”和反“旗袍”的倾向[17]。他们认为，由于“新唐装”和旗袍都是由来于清末的“满装”，因此，更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应该是汉族的“汉服”而不应该是“新唐装”。在“汉服运动”有关“汉服”的论说中，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纯粹的“汉服”，只是由于满清的民族压迫，“汉服”才被迫“不正常”地消失了，现在自然应该予以恢复。有一部分论者为了论证复兴“汉服”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常会在其言论中流露出追求中华或中国文化之“纯粹性”的情绪，他们在谈论“汉服”从辉煌到“不正常”消亡再到复兴的历史命运时充满激情。他们一般都会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作集中陈述，与此同时，也常对历史作某些选择性的记忆，例如，对于满清入关的屠城事件和威逼汉人“剃发”、迫使汉人放弃“汉服”的痛史猛烈鞭笞，而往往不能较为冷静和深入地理解历史（包括中国服装文化史）的更为复杂和细腻的部分，例如，清朝时期，妇女的“民装”（亦即“汉服”）其实是和“旗装”并存的；等满清的统治权一经稳固，统治者如清朝皇帝、贵族等也曾有过身穿“汉装”之类的怀柔之举；汉满服装文化互相影响，例如，清朝时满族妇女也有模仿汉人服饰的情形[18]，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互动交流之后，到清末才终于形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人长袍马褂式的形象。在确曾发生过屠城之类的高压下，汉人的服饰文化确实遭遇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事实[19]，然而，包括汉族、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服装文化史，却还是有更多其他的侧面与细节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
汉族是中国人的主体，要建构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无论如何也躲不开汉族的“民族服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汉服”的论说和争论，可以说是对于中国人“民族服装”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汉服”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着学术争议与分歧的概念与话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看待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如何理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谈论“汉服”也必然要涉及到悠长、丰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服装文化史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例如，若是从中国古代服装的两大谱系来看，“新唐装”显然继承的是更为平民和大众化的“上衣（袄）下裤（裙）”的谱系，而“汉服”则似乎是更多地继承了古代贵族、士大夫阶层的“袍服”谱系或传统。目前，中国社会有关“汉服”的讨论，一般是把其祖型确认为“深衣”（包括上下连体的長裙・襦裙等），在有关的实践活动中所实际展示的也多是古代“才子佳人”的印象。
无论在讨论和争议中把“汉服”定义为汉朝的服装，还是定义为华夏或汉人的服装，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里实际出现或“再现”的“汉服”，却完全是现时代文化建构的产物。21世纪初年的“汉服”话题和围绕着“汉服”的种种社会动态，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1900年，以“反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为目标的义和拳运动中，就曾有过身穿“汉服”造反的历史现象；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多少具有某些“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恢复中华或汉人正统）的属性，故“汉服”也曾有过昙花一现般的复苏。当时，有一些民众把明朝的服装、道教的服装或传统戏曲中“武生”的装束等做为“汉服”来穿着，以表达改朝换代，不再接受清朝统治的意志[20]；少数知识分子希望中华民国能恢复“汉官威仪”，甚至也有躬行身穿深衣、头戴玄冠之类的举动。再往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穿着的“洪宪龙袍”（照片11），据说也是参照明朝皇帝的龙袍设计的。简言之，有关“汉服”的论述和“汉服运动”的社会实践所由汲取的文化资源，基本上不是各地汉人现存的“民俗服装”，诸如贵州省屯堡人那样的“凤阳汉装”等，辛亥革命当时和现在所谓的“汉服”均没有既定或公认的款式与造型，其在现当代的创制，都是需要向历史去寻求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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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8-10-7 20:1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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