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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问题的结语
从人类学立场上对“诗可以兴”的命题做跨文化（原始与文明、中国与外国）考察，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思维特质的渊源及其形成过程，认识到作为类比联想符号典范的古诗在从原始向文明的理性转变进程中异常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深入理解儒家诗教对于培养中国式推理和论说能力的文化范式作用，而且还将从一个侧面启发人们思考与诗性智慧和诗国文化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诗之比兴作为神话类比的遗留物同中国哲学思维的关系如何？
在古代文学史上为什么是诗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
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上叙事性作品直到佛教影响之下才较晚地发达起来？
为什么连后起的小说等体裁之中还会出现与西方小说迥然不同的“引诗为证”的情形？
从文化互补的意义上看，引譬连类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逻辑理性之间有没有沟通和整合的可能？
既然现代西方哲学家已经重新看待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性异化，既然海德格尔已在《诗·语言·思维》中重新确认了诗对于人类认知、思想和语言的本体论地位，那么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国文化将对人类思维的未来发展提供怎样的有效参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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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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