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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神话学史研究的开拓。此项研究的倡导者和开创者，当推钟敬文教授。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开始致力于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的时候，已经关注到神话学史这一领域，八十年代以后，又专对鲁迅、茅盾的神话观，以及人类学派对中国近代神话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由于他的影响，这一领域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用力较多的有潜明兹、马昌仪等。潜明兹自七十年代末开始神话研究，已出版《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中国神话学》、《中国神源》等多部专著，成果颇丰。她对神话学史的研究起步于80年代，一面撰写论文，有关于闻一多、顾颉刚、袁珂等人神话研究的多篇文章发表，一面建构专著，1989年《神话学的历程》问世。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部系统梳理神话学历史进程的学术论著。马倡仪对神话学的兴趣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即有关于鲁迅、茅盾等人神话思想的专论问世，其后一直心系于此，时有文章发表，1994年出版《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该书虽为选本，由于贯穿着史家眼光，选文得当，又在文后附以版本、出处及作者介绍，更加之书前钟敬文和编者有分量的序言，实际上显示着编者对中国神话学史发展轨迹和历史风貌的一种学术重构。我以为，一个内在机制健全完备的学科，应该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对象本体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由此可以说，神话学史研究的开拓，标志了中国神话研究学科走向全面深入与成熟。
与中国学界全面发展的状况相比，八、九十年代日本学界的中国神话研究相应显出了自己的局限与不足，主要是他们对神话基本理论和中国神话学史缺乏积极的探讨与关注。这也许是由于国度和文化传统不同，我们不应该强求。除此之外，对于神话本体的研究，中国学界也全面占有了强势。这种强势，不仅表现为中国学者研究的范围之广，层次之众，成果之多，更在于它对日本学界日益有力的影响。首先是中国学者如袁珂、萧兵、潜明兹等人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被很快介绍到日本，翻译出版，深受欢迎。其中袁珂影响最大，他的《中国古代神话》（上、下）、《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选译百题》等多部著作先后在日本翻译出版，成为日本神话学界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其次，中国学界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积极深入，也深深影响了日本学界，推进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个别学者对该领域的注意还是比较早的，如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鸟居龙藏，早在1902—1903年间就曾深入我国华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把当地彝、苗等民族的神话介绍到日本，但这种考察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学界的影响，加之为了探求本国文化的起源，日本学界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承尤感兴趣，君岛久子、伊藤清司、铃木健之等学者，利用中国学界提供的新资料，推进了古代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其中，君岛对天女、龙神、竹王神话的研究，伊藤对中日神话比较研究以及《山海经》的研究，都有相当高的成就。还有一些学者更重视亲历调查，如谷野典子以贵州、云南为中心制作了少数民族神话主题分布图，齐藤达次郎和村井信幸对纳西族神话进行了论证考察，樱井龙彦正在从事以彝族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运用图象资料的古代神话以及《山海经》等方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直接发表在中国的刊物上。这表明，两国学界的联系已是声息相通。此外，日本学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神话研究还有另外的特点，主要是传统方向上的新探索。如，工藤元男通过解读秦简等考古资料，发现了禹具有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旅行神的性格，并在禹与四川羌族的关系问题上别有发现，其成果集中在《从睡虎地秦简所看到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1998）一书；森雅子从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东方之地探寻中国古代神话的起源，试图借助比较神话学修复片断残存的中国古代神话；谷口义介在历史学方向（《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铁井庆纪在文化人类学方向（《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钵雅量和小男一郎在文学方向（《中国的祭祀与文学》、《中国的神话与故事》、《西王母与七夕传承》）也都有新的推进。
总体来看，两国学界有如下共同之处：在研究内容上，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神话的构成、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人物考辨、神话的文化内涵、上古神话过早“消亡”的原因等等，一直为两国学者所共同关心。有的各自独立研究，得出相似或相近的结论；有的则互相驳难、商榷，在共同探讨中取长补短，不断深化。在研究方法上，汉语的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都是必修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虽然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各有差异，但比较神话学的方法却更多的为两国学者所共同采用。
由于上述原因，在百年的学术发展中，两国学界交流频仍。这种交流，包括学者互访、合作研究、学术研讨会、互派留学生等，但更多的是学术论著的互相发表。在这一方面，近些年间比较活跃的是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他求学和执教均在日本，兼具中、日文之长，形成自己的优势，不仅翻译了许多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白川静等）的著作，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神话的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介，还主持编辑了两国三地（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学者共同参与的专题论文集《神与神话》（1988），使这种交流更为深入和丰富。
两国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说来，日本学者长于对具体问题做精细的微观研究。他们特别注重实证，对文化背景、历史资料把握之细致，辨析之精微，运用之充分，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所很难相比的。例如，出石诚彦将自然史方法引如自己的研究，不仅大量占有资料，而且对相关现象进行详尽统计，列成图表，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他的研究方法深深影响了后来者。正是这一点显示了日本学术的优长、特点与独到的贡献。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关注纵横交错的宏观研究。他们的目光常常盯住那些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希望透过可靠的资料分析，进入更深广的内在层面，从而给出综合性的理论阐释。两国学者的各自所长，构成一种有效的互补之势。可以相信，其互相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得到扩展与加强。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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