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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六、七十年代之后，日本学界的中国神话研究又渐入新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有森安太郎、御手洗胜、白川静、林巳奈夫等。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沿袭现代传统进一步向纵向掘进，即借助仔细地考证分析，力图超越故事表层，寻踪推源，发掘其潜在的深层文化内涵。例如：森安考察祝融形象，首先依据对“融”字的音韵学分析，得出祝融的原始意义是指由天而降的火蛇即闪电的结论，再进而解释与祝融相关的神话传说；御手研究黄帝传说，先证其为“龙”，进而论及其与“云”的关系，以及与相关神话人物（如少皋、伯翳、伯夷等）的同源同姓，最后探寻故事的发祥地，认为该在山东省境至江苏北部一带；白川在探讨洪水神话时，不仅把大禹、共工、伏羲、女娲和伊尹都归为水神，而且为他们分出族系，还指出他们所属的不同的文化系统；林巳则力图从出土文物殷周青铜器和汉画像石上所描绘的精灵异物世界，印证《山海经》等古籍中的记载。他们的结论或许并不令人满意，但无疑显示出研究的一种新深入。
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学界的情况逐步恶化，近三十年间虽也有一些著作和论文问世，但大多思维拘谨，无论理论还是方法，少有建树。所幸的是，同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神话学界相当活跃，正好弥补了大陆的不足。首先是老一代学者，他们整理旧作，发表新论，形成一批重要著作，如卫聚贤的《封神榜故事探源》（1960）、芮逸夫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1972）、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1979）、苏雪林屈赋探索系列论著（1970年代）等。同时，一些学术新人也活跃于文坛，杜而未、印顺法师、王孝廉即是比较突出的三位。前者关于山海经神话、创世神话、古帝系神话以及虚拟动物神话的研究均有新见，并引发争论；中者《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1975）一书，从上古神话中提出了羊、鸟、鱼、龙四大图腾信仰，由此区分先民的四大部族联盟系统，并对龙、凤、麒麟、龟四种神兽作了详尽分析；后者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1977）中对神话发展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上古神话的分流、巨人神话以及神话与古代诗歌等方面的论述，都有独到之处。这是中国神话研究不幸中的幸事。
当历史迈入八十、九十年代，由于保持了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和积极的学术积累，中国大陆的神话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强化了一直比较薄弱的神话基础理论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神话的性质、定义、特征、起源、发展、演变，以及神话与历史、神话与宗教、神话与社会、神话与文学、神话与史诗、神话与传说、神话与习俗、神话与文化、神话学方法论等等诸多理论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争鸣，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建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神话通论》（袁珂，1993）、《神话学论纲》（武世珍，1993）、《中国神话哲学》（叶舒宪，1992）、《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邓启耀，1991）、《中国社会的神话思维》（郑志明，1994）等。这些著作，在理论观念上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都从中国神话的实际出发，各成系统。积极的理论探讨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神话观念、理论框架乃至思维模式，从内部推动了神话学的发展和具体研究的深入，也使学科建设获得了更强的自觉意识。
其次，是神话本体研究的多层次展开。层次之一：古代神话研究全面推进。就研究者个人而言，袁珂、萧兵可为代表。袁集毕生精力从事神话研究，成就卓著。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为线索，以材料为依据，精心“连缀”与“熔铸”，将古神话系统化；二是对《山海经》的独到研究，其《山海经校注》（1980）第一次从神话的角度对《山海经》全书给予系统解释；三是倾数十年心血，独立完成《中国神话传说词典》（1985）和《中国神话大词典》（1998），集中体现了他的神话理论建树。与袁相比，萧为后起之秀。他心不旁骛，专注于“楚辞”神话研究，视界开阔，观念和方法努力求新，主要论著有《楚辞与神话》（1987）、《楚辞新探》（1988）、《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楚辞文化破译》（1991）等。这些著述，以“楚辞”文化为基点，一方面沿纵向向民族文化的根部，乃至山川气候、地理土壤、文化因子，进行深挖细探，力图破译其所以会如此的原始“密码”；一方面沿横向通过与中华上古不同集群文化，以及世界其他相关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意欲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一步阐释其特殊的文化底蕴，从一个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神话研究的新水平。就有一定影响的论文而言，内容涉及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天体神话、土石山川水火神话、动植物神话、天国冥界神话、古帝神话、尧舜神话、商周及先秦祖先神话、文化神话、数字神话、上古典籍中的神话、原始宗教与神话、民间信仰与神话、考古研究与神话，等等，可以说上古神话各个领域无所不包。层次之二，具体探讨呈多向度深入。以一些比较重要的论著为例，《原始信仰与中国古神》（王小盾，1989）由神话与原始信仰之联系切入主题；《空寂的神殿》（谢选骏，1989）试图借神话探讨“中国文化之源”；《英雄与太阳》（叶舒宪，1991）欲由“英雄与太阳”神话的研究重构“中国上古史诗原型”；《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刘城淮，1991）意在揭示上古神话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原上古神话流变考》（张振犁，1991）试从民间资料探析中原上古神话的流变；《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杨义，1993）以现代意识谋求辨析上古神话的精神原型、思维模式和衍变脉络；《神话与英雄》（陈建宪，1994）关注的是“古代神话的母题”；《女娲神话与信仰》（杨利慧，1997）则从民俗学视角展开神话研究。可谓多向并进，各显神通。层次之三：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成为一项独立的课题。在八十年代关于神话基础理论探讨中，中国神话应当由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创造、保存的全部神话（书面的和口头的）所构成这样一种整体神话观念得到普遍确认。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少数民族神话成为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宝。近二十年间，在大力搜集整理（据有关统计，至九十年代末，已新征集神话六十余万篇，逾十亿字）的基础上，理论研究日益深入，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领域。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有五十个民族的神话受到关注，比较集中的是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民族神话，特别是盘瓠神话和萨满教与神话。这些研究所涉，已不止是单篇作品、局部问题，而是拓展到整个民族，深入于重大问题，如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1990）、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1990）、石伟光等《苗族萨满跳神研究》（1993）、农学冠《盘瓠神话新探》（1994）、赵橹《论白族神话与密教》（1983）、过竹《苗族神话研究》（1988）、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1989）、丹珠昂奔《藏族神灵论》（1990）、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1991）、钟仕民《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1992）、勒包齐娃《景颇族创世史诗》（1992）、杨知勇《宗教·神话·民俗》（1992）及孟慧英《活态神话》（1990）等，不少论著在对相关作品展开民族文化溯源的同时，很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进行深入考察，于纵横比较中探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一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出40种），显得尤为自觉，其立意即在于从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角度观察和论述各个具体民族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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