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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首要因素是政策本身，是政策制定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当我们在这里重新审视张说等人的《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以及礼部的移社就节的建议时，就会发现，他们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即已充分考虑到了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关于政策的正当性，我们在前面“唐玄宗诞节的生成”部分已经阐明，此处不赘。关于可行性，张说有关群臣、王公戚里、士庶、村社等不同群体在诞节里具体作为的设计尤值一提。显然，张说在进行设计时创造性地利用了传统的文化符号和民俗活动。
张说设计群臣应该在诞节里“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甘露，历来被视为瑞应，是天地相合、风调雨顺之象。同时，正如《毛诗名物解》中对露的解释：“造化权舆，曰中央之气露……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盖露虽雨类，而露无远近之偏，故《诗》以譬德泽。《诗》曰：‘蓼彼萧斯，零露浓浓。’而叙者以为蓼萧废则恩泽乖矣，是也。《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言天之下露高矣，而今延及蔓草，则以下流故也。又曰：‘湛湛露斯，在彼丰草。丰草者，露之所丰，又非特延及而已。丰草同姓卑之况也。”[26]金秋八月，正是降露之时。因时制宜，在诞节中主张使用这一文化符号，一方面是对玄宗统治的赞美，也包含有对玄宗皇帝的期待，即希望他能不偏不倚，泽被万民。
除了甘露，张说还主张群臣届时要献“醇酎”。所谓“醇酎”，按《西京杂记》的说法：“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一名醇酎”[27]玄宗的诞节时处八月，张说创造性地提议群臣进献八月酿成的“醇酎”之酒，也是因时制宜之举。
关于上寿，《通志》卷147中引《三朝上寿有乐议》曰：
《礼记》但有献酬，无上寿文。唯《诗》《雅》云：“虎拜稽首，天子万寿。”《豳风》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虽非灼然明文，要是仿佛其事，古者诗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汉兴，叔孙通礼仪，七年，长乐宮成，诸侯朝礼毕，复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寿。
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中有“上寿”条，在转引《通典》上述文字后，自己又加以考证道：
《史记》项羽与汉王饮鸿门，项庄入为寿，则兹事已见于汉初矣。按《淳于髠传》，髠对齐威王有“侍酒于前，奉觞上寿”之语。及楚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皆战国时事，盖不自汉始也。春秋之间亦无闻焉，疑即七雄之礼云。[28]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上寿到底始于何时，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到唐朝，称觞上寿已是非常习见的事情。比如《旧唐书》卷一记载武德九年，“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宴会之上太宗就曾奉觞上寿。上寿即祝寿，是祝受祝者寿命绵长之意。在诞辰日祝寿可谓紧紧扣住了庆诞的主题。
又“王公戚里”在诞节里“进金镜绶带”，也是对传统的文化符号的的利用。在我国古代，人们以为金镜“清朗明莹，毫细必察”，并将其视为清明之道的象征。[29]而绶带形长，且“绶”音同“寿”，设计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表达了期待皇帝为政能够明察秋毫、且福寿绵长之意。
除了为王公戚里与臣子，张说还为一般老百姓设计了节日活动，所谓：“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
关于承露囊，《荆楚岁时记》有如下记载：
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压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遗饷。按《述征记》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头露洗眼，令眼明也。”《续齐谐记》云：“弘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遗象也。或以金箔为之，递相饷焉。[30]
按《荆楚岁时记》的说法，结承露囊乃八月十四日或八月一日的民俗活动，并非八月五日的活动，但是一方面，这一活动举行的时间在八月，与八月五日邻近，另一方面，这一活动有令人身体康健（明目）的功效，张说便在政策设计中将之移时以就千秋节。
这一思路在有关村社活动的设计中有同样的表现，即设计诞节里“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开元十八年礼部奏请“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是这一设计思路的延续。唐代人的秋社日是“仲秋上戊”[31]，即他们通常在八月里的第一个戊日祭祀社稷之神，并进行宴饮歌舞活动。张说等人在考虑到社日与千秋节所在的八月五日时间接近而建议移社就节，并将社日宴饮的内容赋予“作寿酒宴乐”的意义，以使这些活动能与千秋节的主旨相符合。
总之，我们看到，张说进行政策措施设计时，充分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并因人而异地设计了不同的节日活动。这种做法（尤其是对士庶和村社的设计）本身当然是对民间社会的干涉，因为它毕竟是为了一个皇帝而强行改变数千万民众已经习惯的生活节奏。但是另一方面，张说又有意识吸纳了传统的文化符号和民间习俗，而且充分注意到所吸纳的习俗在时间上的与千秋节相接近。这就使得干涉虽是强行，却也显得不那么粗暴；与此同时，这也使得政策规定虽然改变了习俗活动举行的时间，习俗活动的内容和意义却未因此受到影响，百姓的生活亦未因此造成多大不便，从而令政策设计成为政策规定被实施之后，不太容易受到民众的反对。这种情况下，天下人同庆千秋节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也便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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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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