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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道家伦理与后现代精神
  作者:叶舒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3-10-05 | 点击数:9977
 

  要开创一个新起点,只需打开过去的伟大哲学著作,并努力领会其精髓。曾经被长久地隐埋了的基本真理的重现,将彻底根除在近代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错误。

--莫提梅·阿德勒《哲学十大错误》

  一、引言:韦伯问题的后现代倒置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试图从经济生活方面去解答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并进而论证它注定要被新的公有制社会形态所取代。20世纪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的命题,但转而从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方面重新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必然性,同时也放弃了对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的公有制预言。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高涨的全球一体化浪潮,使资本主义、市场化经济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唯一代表。美国国务院思想库(Policy Planning Staff)的代言人福山(Francis Fuknyama)适时地捧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没有对手,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使历史的演进过程宣告完成。 一时间,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及其世界化进行辩护,成为当今媒体和各国主流思想的大合唱。韦伯所提出的命题“什么样的精神价值在过去数百年中为催生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制度提供了基本的动能”,不仅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广泛反响,而且也在非西方的所谓“后发展 社会”的理论界引发出热烈的讨论:非基督教的其它宗教价值观可否成为现代化的又一种动力?

  在提出和回答此类问题的过程中,东方传统社会的某些思想和宗教遗产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中以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现代化之关系的讨论最为热烈。相形之下,佛教伦理、道教伦理在这场价值重估运动中虽然也被涉及,但受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儒家那样充分。

  本文旨在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以韦伯为代表的思想史与社会史命题进行倒置,不再为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去寻找种种原因,去推进那种辩护性的历史解释学,而是从道家伦理的边缘性立场去审视所谓的现代化的不合理方面,讨论道家伦理在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的21世纪所具有的思想资源意义,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有助于我们避免由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性所造成的扭曲和异化,又在何种程度上警示追逐现代化的潜在问题和潜伏危机。

  换言之,本文确信道家智慧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本来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不是如何去判定“小国寡民”乌托邦在全球化现实面前的虚幻性,而是在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保持以淡漠和节制为特色的后现代古典主义精神,尝试在道家伦理与后现代思想之间的对话与会通,从而得出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对的“道家伦理与反资本主义精神”的后现代命题。

  舍勒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人肯定就自动般地生长到这一环境中去,即使他们不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人,他们迫于社会和经济的必然性也不得不沿这一方向前行。就此而言,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促进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继续存在。 目前,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借助于全球市场的力量正在世界各处蔓延,因而也到处催生着与各国族的本土传统相冲突的资本主义精神。如何保留和汲取传统的本土智慧,并使之同批判性的后现代精神相互沟通,成为每一个不愿意盲从市场社会消费主义洪流的知识人所面临的迫切选择。

  以下拟从三个方面揭示道家伦理作为抗衡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如何可能获得后现代的理解和阐发:以天人不相胜的生态观为基础的道家经济学如何抵制“增长癖”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增长癖”效忠的唯科学主义和技术万能论如何重新面对道家对“机事”与“机心”的尖锐诊断,西方的工具理性的现代困境及后现代超越的可能性;相对主义思想方式对于消解个体、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现实效应。

  二、从佛教经济学到道家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之一门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球的时代,西方的经济学也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流传和普及,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必要知识门类。然而,发源于资本主义之西方的经济学真的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吗?泰国佛教学者近来已对此提出全面质疑:

  从理论上讲,科学应当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由于经济学切断了它同其它学科的关联,切断了同更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联系,所以它在面对当今的伦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问题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况且,它对我们的市场导向的社会施以巨大的影响,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事实上已成为我们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把经济学看作科学,究竟值得吗?虽然有许多人相信科学可以拯救我们,但毕竟局限甚多。科学所揭示的仅仅是有关物质世界的真相之一面。如果仅仅从物质一面去考察事物的话,便无法得到有关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自然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状态中,那么,人类的问题也必然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单面的科学的解决方式注定要失败,问题和危机要蔓延开来。

  从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增长指标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确实已将人类带入前所未有的发展之中。“消费文明下的快乐奴隶”总认为自己比祖先时代享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物质财富,却不能从终极意义上追问经济增长数字之外的发展限度问题和生存意义问题。对此,佛教经济学的倡导者们从环境伦理的背景出发,为走入死胡同的西方经济学敲响警钟。他们认为对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经济学所鼓励的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当然要负重要的责任。他们希望把生态学和伦理学的要素整合进来,重组经济学的学科体制,使它不仅关注分析数据,而且也关注人与自然的合谐;不再单纯鼓励增长,而要更多地强调增长的极限。

  从伦理的意义上说,经济活动必须按照不伤害个人、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经济活动不应该对自身造成损害或对社会造成动荡,而是应当加强这些领域中的良好秩序。如果将伦理价值作为重要因素运用到经济分析中去,那么可以说一顿便宜而营养充分的餐饭当然要比一瓶威士忌更富有价值。

  通过这样的对照之后,我们可以说,西方的专业化经济学与佛教经济学的根本差异来自于不同理解的“经济”概念。后者要求不只是从经济看经济,也要包含生态和伦理的、价值的视界。这种广义的“经济”似与文化人类学者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美国的著名人类学者马文?哈里斯便强调:对经济的两种界定均有其合理性。人类学者更倾向于关注由文化传统所构建出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动机( motivations )。 而此种动机又往往由文化背后更深层次的生态因素所决定。在他看来,经济学家用乐观主义的态度所观照的生产力进步,如果改换长距离的文化生态眼光去看,其实是迫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而被迫选择的“生产强化”之结果。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到农业革命,再到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人类迫不得已地走上强化生产、毁坏环境的恶性循环之旅:“当代的国家社会正全力以赴强化工业生产模式。我们只不过才开始为新一轮生产强化所造成的环境资源枯竭付出代价,而且无人可以预言为了超越工业秩序的增长极限应采取什么新的控制措施。” 在当今最富于远见卓识的智者感到为难的地方,道家思想的真实价值也就得到凸显:自然无为的生活方式也许是避免陷入生产强化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道家圣人们似乎早就独具慧眼地看到无限制扩大生产与消费对人自身的危害,特别标举出“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的生活理想,希望通过节制人的野心和贪欲来达到人口与自然资源间的平衡。道家思想反复强调的“恬淡寂寞无为”、“虚则无为而无不为”、“莫为则虚”,表面上看好象是讲修行的训练,从大处着眼则可以理解为一种调节物我关系、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有可能象佛教经济学的建构者那样勾勒一种道家经济学的原理轮廓。

  道家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于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所以不容忍把人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狂妄态度,也就不会导致征服、劫取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暴行。老子云:

  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云: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人的经济活动当然也要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加以统筹,以求得朴素简单的生存需求为限度,尽量回避人为的增加生产和消费的做法。

  《庄子·大宗师》所描绘的真人,可以代表道家经济学的这种自然主义理想:“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 真人是善守天然而拙于人为的楷模。真人式的生活将会最小限度地妨害自然,最大限度地防止生产强化,使“天与人不相胜”的纯朴合谐状态得以长久维持。

  在马文·哈里斯的经济观中,导致环境资源枯竭的是人为的生产强化,而导致生产强化的又是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他把这称为“生殖压力”。人与自然之间原始均衡状态的打破,就是由这种生殖压力所造成的。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众多的动植物物种是不可再生的,而人口的增长却是无止境的,那么如何限制人口增长,就成了保证天人不相胜的合谐关系的根本。对此,道家经济学已有非常充分的认识。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庄子的“人民少而禽兽众”之说,都是把问题的实质落在人口的“少”这个必要条件之上。“禽兽多而人少,恰恰同今日世界人口爆炸而动物大量灭绝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禽兽多便意味着食物资源的丰富供给,人少则意味着人均猎获食物的数量和时间相对要求不高,使原始生产式的分享和不争建立在优裕的物质和生态基础上。禽兽多和人少的远古现实还使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处在最优状态。人们在优游卒岁的生活方式中当然也不会激发出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的贪欲和奢望,那正是老庄标举的无为哲学盛行于世的地方。” 如果把“增长癖”看成结束了狩猎采集式古朴生活方式的人类所患上的文明病症,那么其潜在的病根就在于人口本身的增长以及与人口增长成反比例的生存空间的负增长。老庄早在文明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针锋相对地设想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控制人口总量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均衡,另一方面教育个人少私寡欲,防止陷入无休止的物质追逐。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这是庄子为受物欲驱使而不能自觉地世人所发出的由衷叹息。不论是对以传宗接代、增殖人口为目的儒家信徒来说,还是对患有“增长癖”与“发展癖”的西方企业家来说,这叹息都有充分的警世效应吧。“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 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此谓德人之容。” 正与反两个方面的榜样就这样为道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形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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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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