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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如风，来去无踪；星移斗转，天道无穷。时间的神秘流动，曾使古代民众对宇宙造化有着神奇的感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四时的轮转将无限的时间纳入了有限的循环，于是，时间也就有了可触的质感。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眼中的春夏秋冬不仅是自然时序代换的标志，而且是生命机体变化的标志，人们从保护与发展自身出发，对自然时序的变化感受极为明显，由此形成了种种周期性的保障通过的岁时仪式。中国民众将抽象的不可逆的时间，转换为具体的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以有声有色的节庆礼仪作为时间段落的界标。本书通过岁时的流转寻绎中国民众对时间的体验，四时八节不仅仅是喜庆的代称,同时它也是民众信仰、愿望、情感的聚焦。
一 自然时序——民众时间的第一感觉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条件，催生了中国民众特有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观念的表述方式就是“岁时”。“岁时，谓每岁依时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223页）“岁时”是一种套合概念，即古人所说“四时成岁”的意思。
岁时最根本的文化特性是它的自然性。岁时的自然性有两重含义：一是它来源于自然节律的感受，来源于自然时序；二是岁时在先秦最基本的功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岁时节气的确立使人们顺应自然时序，以利于农事生产及民众生活。岁时是人们为适应自然时序而进行的主动的文化创造，虽然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天时奉若神明，认为它是从属于天帝的意志，时序具有神圣不可逆转的性质。但毕竟人们对自然运动的规律性有了初步的认识。
岁时是古代中国人对时间的感受以及对时间进行切分操作的人文符记。它是依据自然变化的规律提炼出来的时间系统，其主要意义是。古代先民主要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他们对季节气候的变化远比后人敏感。季节气候的变化是最直观的时间流转标志，风霜雨雪、草木荣落、飞鸟去来、虫鱼律动等气候、物候的间隔重复的周期性出现使人们很自然地形成时间段落意识，并且这种时间是循环的可以预期的时间。在观察自然物候变化的经验基础上，人们因此产生了时令意识。
时令意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运动变化的长期经验与思考，物候历的编制就是古人依据时令意识对自然时序的经验描述。已知我国最早的物候历是《夏小正》，《夏小正》以“启蛰”、“雁北向”、“鱼陟负冰”、“田鼠出”、“獭献鱼”等描述正月的物候。《夏小正》中虽然掺杂了一些后代的因素，但总体上看，它保存了早期中国的时令物候知识，是难得的古代时令文献。事实上，以物候定季节的方法是早期社会通行的习惯。在有关边地民族生活的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汉朝诗人枚乘说过“野人无历日，鸟鸣知四时。”《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亦记其人“见鸟兽孳乳，以别四节”。以鸟兽之类的动物发情产育及应时往来的活动，标示时间，是古代常见的记时形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郯子有关其先人以鸟为纪的历史传说：高祖少昊挚初掌政权时，正好飞来了一只凤鸟，因此以鸟为历纪，“为鸟师而鸟名”。用凤鸟氏，为职掌历法的官员；以玄鸟氏，掌春分、秋分；以伯赵氏，掌夏至、冬至；以青鸟氏，掌立春、立夏；以丹鸟氏，掌立秋、立冬。少昊氏的这套鸟纪系统来源有关候鸟知识的积累，除了主掌鸟纪的凤鸟氏是幻化的神鸟传人外，其他都有侯鸟原型。玄鸟即燕子，春分来，秋分去，因此玄鸟成为了春天的使者，以玄鸟为司分之鸟也就理所当然。伯赵即伯劳鸟，夏至来，冬至去，自然是司至之鸟。青鸟一名鸧鴳，立春时开始鸣叫，立夏时止歇，青鸟自然为司启之鸟。丹鸟一名鷩雉，立秋来，立冬去，丹鸟就被人认作司闭之鸟。以季节性的候鸟作为分、至、启、闭的标识，说明当时物候知识应用于季节测报的水平。后世测日影的表上方有一玉鸠，这玉鸠就是古鸟纪的孑遗，它的测风功能在后来仍有实际的效用。此外，龙、水、风、云在上古都曾被用作岁时的标志。（参看《左传》昭公十七年条）
在对物候变化进行经验观察之后，人们逐渐注意到天象与气候物候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将注意的目光转向了浩瀚的天穹，在那里寻找引发世间万物时序变化的根源。经过世代的观察揣摩，人们终于发现地上的自然季节转换与天穹中的日月星辰位置变化有直接的关系，世间的时令变化受制于天文，日月星辰成为人们确定时间流转的重要参照物。上古的颛顼依据天文，制定历法，所谓“裁时以象天”，确定孟春为岁首，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颛顼历（《史记·五帝本纪》）尧舜时代，更注重天文的时间指示意义，“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人们以太阳的视运动确定“日”的轮换，以十日为一旬。羲和生十日、扶桑十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的神话就是确定十日为一个时间单位的文化解释。天干的十个数符，起源于上古的记日需要。以月亮圆缺的周期确定“月”的时间单位。以太阳与星象的配合确定“四时”的季节变化。其中太阳与星象在上古人们的时间观念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太阳的东升西落，是一日的标志。同时太阳升起与落下的位置因为地球公转的因素经常发生着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季节循环移动状态。这个变化的规律很早就被古人观察到，《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与“大荒西经”以神话的语态分别记述了六座日出之山与日入之山。这六对日出日入之山，按东西方位，自南向北纵向排列，太阳出入位置从最南的一对山依次向北移动。从太阳运行的情况看，最南的位置是冬至的标志山，经过二、三、四、五到第六对山时，即夏至日了，然后再依次向南移动，直至冬至山。如果以一山为一月的标志的话，太阳的北行与南归正好组成了十二个月的回归年。这是有幸被记录下来的特定区域内的时季测定。而更广阔范围的季节测定依靠对日影的量度与星象的观测。《尚书·尧典》的一段记载成为揭示上古岁时情况的重要资料：“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竺可祯对这一天象进行了研究，认为“以鸟、火、虚三宿而论，这是三代或此前的天象记录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日影的长短与黄昏时分出现在南中天的星象来标识季节的变化是当时的科学方法，由此说明上古天文历的应用情况。
上古的王者很重视“治历明时”，治历明时的目的是和自然时序的协调，与服务生活的需要。因为当时民生的主业是靠天吃饭的农业。农业生产与游牧业、工商业不同，农作物的播种、培育、生长、成熟依赖着阳光、雨水等气候条件，而这些气候条件具有季节特性。因此农业社会的居民对物候、天象的观测有高度的自觉性，我们常说“老农识天”，就由此而来。明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颇有见地。在依自然而生的先民那里，星象犹如高悬的时钟，人们因生计的需要特别关注天时的变化。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时令观念与时节的划分方法。先秦以前中国大致有两大时令系统：一种是四时时令系统；一是五行时令系统。二者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前者发源于西方部族，后者起于东方部族。
随着人们天文观测能力的增强，人们根据日照与气候的变化，将四时分为八节。上述鸟纪的传说，说明在郯子先祖的时代已知道日最短（夏至）、日最长（冬至）、日夜等分（春分、秋分）、天气暖和与炎热的开始（立春、立夏为二启）、天气凉爽与寒冷的开始（立秋、立冬二闭）等八节，不过当时以分、至、启、闭为名。由春夏秋冬四时演为八节，在今天看来，似乎较为平常，但在上古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二分二至可以通过日影的测量确定。四立的测定就没有那么简易直观，它们需要依照冬至点来推算，并参考其他物候确定。因此，人们对八节的发现感觉神异。于是有“伏羲画八卦，别八节而化天下”（《尸子》）的神话传说。
八节的时间模式基本上标明了年度时间内的自然变化过程。后世人文性的节日在时间上基本上沿袭四时八节这一时间框架。
岁时在上古主要是强调人对自然节律的适应，人们的生产生活“顺时而动”。根据自然农业的生产生活需要，人们细致地观察着自然节候变化。对八节进行更细密地区分。每节分三气，这样一年四季有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虽然其完备形态出现在汉代，但它的雏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
汉代以后，二十四节气成为标准的自然时间。二十四节气从立春开始，接着是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忙种、夏至、大暑、小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等。二十四节气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春秋二时到春夏秋冬四时，再到八节，最后形成完整、系统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农耕社会的时间系统，它是自然农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众苦心探索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产生之后，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气象服务，古代中国农业的发达与二十四节气知识体系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关系。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农事活动的指南，在古代社会它还是祭祀日与民众社会生活的时间点。特别是四立与二分二至，在中古以前它们是重要的自然节点，同时也负载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中国古代岁时节日大多依傍着这些自然节气产生。这也是中国岁时观念自然性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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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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