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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种文化及其思想要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主流，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这种思想应关怀民众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生活，对民众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等问题做出解释，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惟其如此，方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第二、这种思想应有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学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学校，并有适合民间大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以将此种精神广播民间。
第三、这种思想应能够贯彻于国家基层的行政机构及其事务，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文想说明，在这三个方面，儒学在历史上一直都不长进，其作为甚至还不如外来的佛教，儒学何尝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主导地位？
一旦将“儒学主流”的神话消解，所谓“新儒家”和“国学热”实际上就成了可鄙的自慰和可耻的虚张声势。
正文
国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显学，其中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而以之为精神核心的文化则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常识，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平民大众是一个民族人口的本体，民间文化则是民族文化的本体，那么，要想判断一种思想或文化精神是否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就不能仅仅依据它在思想史或经典文化史中的地位进行判断，而要看它在民间文化中的地位，即其精神是否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民间文化？
它的一系列仪典、制度、信念是否为广大民众所奉行和信从？它是否为各种民间文化事象如节日、巫术、歌舞、戏剧、传说、仪式、口传文学以及民间宗教、民风民俗等提供了大量的内容母题和形式模式？一种文化精神或思想体系，只有当它扎根幽邃的民间、流布广袤的俗世，与民众的生活血肉相连，才庶几称得上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流。那么，儒家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命运又如何呢？
“儒家主流论”的最有力证据是，儒家，早在汉武帝时代，就被定为一尊，而历来的主流知识分子又一直以儒学为正统之学，儒家的独尊地位虽偶或受到法家、道家、玄学和佛学的威胁，但却并未被从根本上动摇，而后来在科举制度中，儒学又被定为知识分子的必修甚至是唯一的课程。儒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即主流文化，然而，主流文化是否就等于文化主流？
这在许多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人们相信，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就是其统治思想。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是以特定的西方思想文化为背景的，至于他是否适应于中国古代社会，则并非是不言自明的。
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一命题的成立并非无条件的。马克思是立足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殊背景提出此一命题的，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思想，由于教会的大力推行，遂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思想。但这一命题并一定适应于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东方儒学。
这一命题要能够成立，即统治者的思想要成为占统治的思想，就首先要求其思想普及民间，深入人心。一种文化及其思想要做到这一点，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思想应关怀民众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生活，对民众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等问题作出解释，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惟其如此，方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第二、这种思想应有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学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学校，并有适合民间大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以将此种精神广播民间。
第三、这种思想应能够贯彻于国家基层的行政机构及其事务，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想说明，在这三个方面，儒学在历史上一直都不长进，其做为甚至还不如外来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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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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