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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中流传的《目连救母经》有17世纪内蒙古的著名翻译家西热图·固师·绰尔吉和喀尔喀蒙古的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根据同一个藏文佛经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的木刻本和各种手抄本、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韵文体《目连救母经》以及民间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三种。西热图·固师·绰尔吉和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由佛陀的两大弟子大目犍连与舍利子皈依佛陀的本生事和目连救母两大部分组成。其前半部分的内容不见于中国的目连救母故事（变文、佛经和宝卷）和目连戏，是蒙古文《目连救母经》所独有的。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韵文体《目连救母经》的内容与中国戏剧形态或非戏剧形态目连救母故事基本相似。而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的内容和丹巴道尔吉·固师的译本相同，也就是说，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与中国目连救母故事有共同点。因此，蒙古国学者达木丁苏荣、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等曾经都谈到过蒙古文《目连救母经》的中国目连救母故事影响。特别是海西希指出：“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清楚地说明了来自于《目连变文》中描述的中国目连故事的影响。目连把家产分为三份，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施舍和虔诚于佛教的事业，但是目连的母亲滥用这份家产，并欺骗自己的儿子，从而受到暴死的报应，堕入地狱的最底层。后来因为佛祖的出面，目连母亲才终于脱离了地狱。从藏文翻译的《目连救母经》中并没有这个题材。因此，蒙古文绘图本是从藏文佛经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经典文本和中国（汉语）目连救母故事主题及母题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叙事文本。” 不过，我们认为，蒙古文《目连救母经》中的中国目连故事影响并不是来自于目连变文，而是插图本的《佛说目连救母经》。
一、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的版本
我们所知道的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有六种版本。它们分别是：
1，哥本哈根图书馆藏本Mong417 ，全名《Qutugtu yeke quriyanggui-tu Molon toyin bodisadu eke-dür iyen a?i tusa-yi qarigulugsan namtar-un sudur》，来自于内蒙古的察哈尔。手抄本，共48叶，正面文字，背面彩图。是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中插图最美的版本。
2，哥本哈根图书馆藏本Mong418，全名《Yeke ridi qubilgantu Molom toyin-u eke-yin a?i-i qarigulugsan tuguji b?lüge》，根据海西希的研究，来自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旗，约成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彩色插图。
3，列宁格勒藏本《目连救母经》。上图下文，彩色插图。来自于喀尔喀蒙古。
4，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G·Kara）的个人收藏本《目连救母经》，彩色插图，手抄本。俄罗斯纸，纸张商标“Fabrika naslednikov Sumkina”，制造日期为1829年。插图全部表红色边框，绘图时先用铅笔勾画出线图后着色。大约成书于19世纪中叶。该经为一部残经，缺目连母亲在王舍城投生为母狗以后的内容。插图共13叶，实际上第2～8叶的插图为上下两幅图，第9～13叶每幅由4组插图构成，这些插图在其它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中都分别独占一叶。因此，该经实际上共有35幅插图。匈牙利学者沙尔可兹公布了该经所有这些插图，并发表了与图相配的说明文字的拉丁文字母转写和英文译文。
5，蒙古国甘丹寺收藏本《目连救母经》，全名《Molon Toyin-u eke-yin a?i-yi qarigulugsan sudur》，该经是用藏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在拼写中存在无法用藏文字母准确记录蒙古语长元音和不分词与词之间的界限通篇连写等问题。本文主要根据达木丁苏荣的复原本进行比较研究。此外，1992年乌兰巴托出版的《目连救母经》中公布了该经的全部插图，共39幅。从插图中目连母亲的服饰看，并没有其它几种绘图本那样的喀尔喀蒙古服饰特色。因此，该经可能来自于内蒙古。
6，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收藏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彩色插图，手抄本，共46叶，除了第一叶和第24叶的前言、后语外，均为上图下文形式。也是在俄罗斯纸上抄写和绘制的。纸张商标同样“Fabrika naslednikov Sumkina”，由此可以推断出其成书时间也是19世纪中叶以后。有前言和后语，前言中说：“读过该经的任何人如果积德行善，成佛无疑；如果积恶造罪，不但今世所事无成，还连累来世遭罪种种。因此，时常要想着救济众生，忌讳杀生，施舍贫穷，供奉喇嘛三宝，孝敬父母，必得佛神保佑；如果相反，后世将会受种种痛苦，永难解脱。为此，告戒众生，写此数言。”后语的笔迹与经文的其它部分不同，可能是主持绘制绘图本的人自己写的，其中道出了绘制《目连救母经》以告戒世人的劝善目的。笔者1999年在蒙古国留学期间阅读了该经并复制下来，因此该经将是本文重点分析文本。以下简称科学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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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研究》2000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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