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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树帜及其领导的瑶山风俗调查
1928年，辛树帜[22]是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他在该年夏季领导的瑶山考察虽然是以生物考察为主，但其所附带进行的民俗考察活动，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的西南民俗调查。
辛树帜虽是理科教授，但对文科具有同样的学术敏感，对民俗研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曾与傅斯年同在德国留学，两人在柏林时，相互就有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活动，[23]到中大以后，还曾参与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做了“人类学及民物学组”的特约研究员。
辛树帜与顾颉刚的交往也颇富戏剧性，顾颉刚在1973年时介绍他是“中大生物系主任也，渠在德留学时，始读予辨古史文，曾大骂予，后乃浸对予表同情，遂为50年来不变之好友，此予在中大时仅存之硕果也。其故，惟缘识得予学术宗旨，能对予不妒忌耳。”[24]
顾颉刚对辛树帜评价很高，他在《湖南唱本提要序》中说自己“自从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里创办了民俗学会，设备了风俗物品陈列室，始竭力在广东各地搜集唱本，先后得到数千册。理科教授辛树帜先生见了，很表同情，当他去年（1928年）暑假中回到湖南的时候就和石汉声先生一同搜集本地的唱本，并由石先生按篇作了一提要。开学回校时，拿给我看，这真使我欢喜欲狂，想不到我多年理想中整理唱本事业竟于一刹那间实现了！我们非常的感谢两位先生，他们为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开辟了一条新道路。”[25]辛树帜带回的这些民间唱本，多达七八十册，姚逸之说它是“湖南的民间文艺，第一次呈献于民俗学界。”[26]又说这些唱本“量的方面虽然不多，而品类悉备，也可以说是蔚然大观！所以从这些唱本中，很可以察知湖南民间文艺的大概情形。”[27]
辛树帜在中大的执教生涯中，不仅自己投身到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之中，[28]连带他的学生和属下也动员起来了，他的一位部属曾说：“今年（1929年）暑假，衔生物系之使命，回湘探采雪峰山脉植物标本。辛树帜教授嘱随地征集民谣，以供语言民俗学之研究。”[29]另一位部属姚逸之也说：“本校辛树帜教授，今年（1928年）9月，从湖南带了很多的民间歌曲和鼓辞来，他因事忙，命我帮助整理。”[30]于是花了“数月”时间，“专心将辛树帜先生所采集的湖南唱本清理出一个头绪，成就了简短的提要。”[31]
辛树帜还在德国的时候，就已从他的导师处对瑶山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知道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资源，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瑶山中的语言、习惯、风俗、民情，都未曾有过专门考察。虽然地方志上记载有瑶人的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也很不完善。于是，辛树帜决定带一考察团，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
辛树帜很早就意识到了西南民俗调查的重要性，他在1927年11月5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即已提到“望兄在史地科组织团体，赴两广云贵等处搜求材料，使吾国南方史地开研究之生面。”[32]他自己则率先身体力行开赴广西瑶山，他在同一封信中说到自己的打算：
昨晚(5号晚)，由苍梧乘小轮启行。闻今日下午二时得达江口，拟明日由江口步行赴瑶山(距江口70余里，瑶山由瑶人居住得名，桂省极大山也)。抵瑶山时，除作生物采集外，并拟请任国荣君调查瑶人风俗，作一篇长文，以登兄与颉刚先生所办之周刊[33]。(任君懂瑶人所说之普通语，且与瑶山下之瑶人有一次之接洽。此次吾人更购有小镜及丝线等物以赠瑶人，若能得其欢心，当可探出其生活之种种状况也。)
但这次调查准备不够充分，只能算是一次探路，辛树帜本人也在路上感冒，感觉“身体固苦极也”，大约以此耽误入山行程，只得几名助手入瑶山住了四五天，基本上只是走马观花，任国荣未能对瑶人风俗作出比较系统的调查，也没能写出“长文”，只以猎奇的笔调写成一篇《瑶山纪游》，登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5、36期合刊。
1928年夏，辛树帜再次带领考察队到了广西平南县，于5月24日进入瑶山，[34]辛在途中“触暑小病，幸已痊”。这一次他亲自指挥调查，情形大异任氏“纪游”，成果丰富。
顾颉刚说“本校生物系教授辛树帜先生，助教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诸先生，于今年五，六，七首尾三个月中，到广西中部的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他们住过寨山瑶的金秀，花篮瑶的罗丹，正瑶的罗香，罗运诸村落。他们在没顶蓬蒿之中钻走着，在满山的竹子之中攀缘着走，在恶蜂，山蛭，毒蛇的巢穴中搏击着走。……但他们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他们在白天采集动植物，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做采集歌谣，标注方音，和探问风俗的工作。”[35]
辛树帜自言“瑶中生活最苦者，为无人理发，吾人现已俨然‘长毛矣’。次之则食物不足，不特一月不知肉味，即求青蔬亦不可得。再次则山岭崎岖，溪涧深阔，跋之外涉尤为苦。读书人决不能做，非带几分野蛮气质者，必苦不堪言。”[36]
此前对于瑶人的传闻极其恐怖，称其犷悍不驯，“性质凶蛮，做皇帝的动辄宰人以为乐”[37]，但辛树帜等人为着学术起见，毅然决定冒险深入，遂向平南县署申请了一连的护送兵士，武装齐整，又找了熟悉瑶人情形者为向导，结果发现“入瑶山并无甚困难，瑶人亦殊诚笃可亲；唯瑶村附近各处之汉人，类多奸狡绝伦”[38]。
入瑶山半个月，辛树帜感到“此间情形大佳，不得不扩充预备，作大规模之搜集”[39]。6月上旬末，即派任国荣带了一个他认为忠实可靠的瑶人村董“赵君”，特回广州一趟，为备长住的物用，同时带回一批瑶俗用品，捐给语史所的风俗物品陈列室。[40]对于任国荣带回的这个瑶人，辛树帜也是有目的的：“故任君此来带有瑶人一个，如贵系欲作详细之调查，可择谙粤语者一人，向之询问，唯此人两日后仍当随任君返山，如愿从事，务请着速。”他自己则以通信的形式，不断向傅斯年报告山中情形：“弟在此已得五种瑶人，对于瑶人风俗习惯等，亦略有把握。山川地理，以望远镜及高度表之助，亦已得其端倪”。[41]
辛树帜激动于此次的瑶山之行，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弟因此山生物情形甚佳，刻正筹思设立研究所之计划，深望吾兄亦设法计划作瑶山语言历史民俗研究所，与弟同时进行，此种研究所成立后，于瑶人语言人种上种种问题，当必能得一总解决，其贡献之大，自不待言。”[42]
顾颉刚极赞辛树帜此行的成绩：“树帜等五人到广西瑶山三月，采集成绩极好，鸟类昆虫类至数千头，植物标本至数万种，风俗歌谣亦得若干，将移置风俗物品陈列室”，[43]又将石声汉所编《瑶歌》书稿交给了商务书馆的夏剑尘。[44]
9月，顾颉刚开始将这次广西之行的风俗调查成果编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瑶山调查专号》，并亲自为之作“跋”，书出之后，又亲自送往辛树帜处[45]。
此一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风俗调查，更在杨成志之前，当是最早的学院调查，正如顾颉刚所言，“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
在辛树帜这次成功的瑶山调查之后，中大生物系的风俗调查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1930年12月4日的校报有《理科生物系第一次广东北江瑶山采集日程》，很把生物系的风俗调查作为一件要闻来报道：“5月7日住荒洞，雨大雾，调查瑶人养女招郎制度，结网取雨情形。并观瑶人在庙中敬神仪式，调查庙内所供木偶之名称。”[46]
这次调查的时间长一些，1930年“3月15日出发，22日入山，5月26日返校，阅10周又2日”。[47]担任民俗调查的主力是庞新民，他在回校后写成《广东北江瑶山杂记》，刊于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庞在序中说“本篇材料之收集，得李方桂先生及黄君季庄、黄君兼善、姜君哲夫诸同志之助力极大”，可见又是一次辛氏“集体协作与个人为主相结合”采集方式的结晶。庞氏这一“杂记”，体例已经相当完备。
之后，在1931年春季，生物系采集队第四次深入瑶山，主队住在罗香，另有两个支队，分住古陈、罗蒙。庞新民住在古陈分队，悉心收集民俗资料，又写成《广西瑶山杂记》，颇可补任国荣氏《广西瑶山两月视察记》之不足。[48]
1932年春，辛树帜离开中大，北上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而中大生物系的民俗调查，虽然未有上规模的大动作，零碎的调查活动却从未中断。
瑶山考察，开国内大规模科学考察和生物采集之先河。类似考察后来又有多次，范围已远远超出瑶山地区，涉及贵州苗岭山脉的云雾山、斗蓬山和东部的梵净山，湖南南部的金童山，广东北江流域等部分山区，共采集标本6万余号。其中植物近千种，哺乳类动物40余种，鸟类210种，爬虫类40余种，两栖类20余种，昆虫类600余种，鸟类中有60多种是首次发现，揭开了中国南部的动植物宝藏。发掘出许多新属新种，其中最突出的是辛氏鳄蜥、鳄蜥亚科、辛氏美丽鸟、辛氏木、辛氏寄生百合、辛氏铠兰等20多种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新属新种。此外，他们还收集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摄得照片数十张。对当地风俗习惯作了大量笔记，印行《瑶山两月视察记》、《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采集日程》等文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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