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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与继承」
春节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京报：那么传统的习俗我们还有没有保护的必要？
张柠：恢复节日习俗的愿望很好，但是这些都不可能重现，因为我们的节日情感已经没有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失的社会，就是现在的消费文化。
朱大可：传统节日和习俗是本土文化的宝贵资源，但它正在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一起走向历史博物馆，这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保卫文化传统，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现代化无疑要支付代价，但这个代价不能过于沉重。但是，民俗的捍卫，不能以排斥“异端”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多元、自由和开放的民俗风尚。
刘魁立：春节实际上是两种状态、两个周期交替的关口转折点，过去还有一种信仰在里面，有很多的期盼还有对邪恶的防范，同时还有对过去的总结。比如大家会祭祀、抢新衣、请神、请祖先，其实这所有的仪式，都表现了人们如何应对自然，以及希望自然创造什么条件。还有就是如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像给老人拜年，老人给晚辈压岁钱，然后正月十五闹元宵，随后大家又走回社会。这些看起来是热闹一下，其实孕育着价值观还有道德培育在其中，涉及到人们相互关系的协调。还有处理好心理情感，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和另一周期的开始，迎来新的劳作周期，又要经历一个从春种到秋收的过程。从这些角度来看，习俗本身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旧习俗或封建习俗，这里面有很多优秀内涵，所以继承很重要。
陶立璠：习俗如果有历史价值，记载了一段历史，表现了历史和文化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文化创造，我认为就应该去保护。
春节就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它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影响面也很广，韩日、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已经受到影响了。
大的方面要进行保护，节日中有好多小的东西可以单项保护，比如花卉传承历史很久，还有地秧歌、跑花船都很有价值，保护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因为资源是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应该像矿产、森林一样，只有变成政府保护，文化生存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刘魁立：除了书本上记录的内容，还有相当重要一部分是口耳相传的知识，这一部分内容在过去往往被忽视了。
新京报：这种保护与传承也是有选择的吧？
刘魁立：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的都是好的，我们也要有取舍的态度。一些旧的习俗的消逝并不是说明它就不好，只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一些在过去好的传统不适合现在沿用。比如窑洞，冬暖夏凉，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必要再特意去保留住窑洞的习俗。还有一些习俗也在外在条件的变化下不断改变，比如过去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停滞的时候，过年就会贴门神阻邪魔，现在则是贴上童子，符号的变化也透露出了其本身意义的变化，这样的变异不能阻碍也阻碍不了。
新京报：具体到社会和个人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有价值的文化习俗？
陶立璠：传统文化的传承历来是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结合来做，所以这三方都应该努力，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发扬得更好。
朱大可：民俗是信念、习惯、物产和技能的复杂系统。以端午节为例，现在包粽子的技能已经不能通过家庭来传承了，因为四五十岁的家长都不会，他们的孩子自然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技能。所以开设成人民俗学校，或者在中小学开设民俗课，让下一代掌握这些技巧，是修复民俗传统的重要途径。此外，民俗的物产资源也有待开发和整合，比如包粽子用的粽叶，粽绳等等，需要在大型超市里形成现代化的包装供货体系，或者，由政府资助开办专业的民俗商店，从饰物、食品（原料）、玩具等多个方面，向民众全面提供民俗资源。
陶立璠：文化自觉比过去是大大提高，政策对牵扯到信仰的东西也越来越宽容，但是对民意的尊重还大大不够。
乔晓光：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尊重的问题，比如鞭炮，从过去的禁放到现在的限放，鞭炮是千百年来的一个符号，在一定的时间，人们就需要这样的符号和声音，这是不能人为禁止的。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习俗本身的意义在变化中改变了味道？
刘魁立：当然这些变化不一定都是好的，比如压岁钱，过去家里给孩子压岁钱，是避邪的意思，现在却变成了孩子们敛财的方式。如何能让压岁钱恢复它原有的意思，就是协调长幼关系，使尊老爱幼不要庸俗化。
来源：《新京报》20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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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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