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祭典礼仪，是中国人自古流传下来的最为集中的“敬天祭祖”信仰崇拜仪式活动。在中国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注重祭祀的礼仪活动，再加上宗法社会里人际间的繁复礼节，于是古代中国就有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过年祭祀礼仪的解释和记载，十分精辟和丰富多彩。毋庸讳言，在古代，所有祭祀的礼仪制度总是和天之三辰日月星，地之五行金木水火土构成的社稷山川等大自然神灵密切相关，同时和祖先、宗庙也密不可分；所以，古人一提起祭祀，简单的解释就是“祭神祭祖”或“祀神祀祖”，仿佛只是崇拜敬奉神灵和祖灵的活动。用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就是“祭祀不外乎是迷信鬼神的活动”。

其实不然。纵观几千年的年节祭祀典章制度和相关活动，就不难发现历代皇朝的祭祀和供奉鬼神的仪式活动并不相同。由于尊孔倡儒的深刻影响，“敬鬼神而远之”就成了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历代多有对民间巫风实施的禁令就是很好的佐证。同时，历代的祭祀礼仪行事还特别强调祭祀本身的社会功能，从皇家到各级官府几乎都在宣扬祭祀活动有利于民的“民本”思想。请看：《礼记·祭统》解释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国语·周》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都是在强调祭祀的伦理、礼节意义，不在于它的信仰内涵。解释得最明白的是《国语·鲁》上的一段界定：五祀“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的祭祀典礼仪式只有下列五种类型：祭祀大地、五谷、山川之神；祭祀古代圣贤、先辈有德行的祖先；祭祀天上的日月星辰；祭祀地下的金木水火土；祭祀九州各地名山和江河湖海。因为它们（或他们）都对民有功德财利，为民所敬仰。除此以外都不在祭祀对象之列。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国家的礼仪制度中，只有两大祭祀的文化传统：一个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另一个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但在中国古代民间，祭祀则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从来都是祭祀多神信仰的万神之灵，从不祭祀一神教的万能之神。

祭典的现在时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时代的祭祀，传承并发展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礼仪行事成为现代中国人重大的文化遗产。如何面对这些存活在人文社会生活中影响重大的祭祀礼仪呢？是全盘抛弃还是全盘继承？还是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有限地继承发展呢？这对于我们确实是当务之急的抉择。早在“扫四旧”和“批林批孔”那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年代中，国家曾经选择过全面彻底消灭祭祀礼仪传统的做法，由于违背了文化继承发展的规律，在数以亿计的人们心中的庙宇还没有拆，心中的神灵还没有灭，人们承受着天灾人祸的压力，把祭祀活动转入地下。几千年的祭祀传统显示了它根深蒂固的支配能力。

经过近些年的深入调查，我门注意到，民间社会多数民族的群众性传统祭祀还在自发地延续和流传，甚至已经融入了现代城乡生活。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社区中的祭祀礼仪传统，也一直和他们的现代生活相依相伴，走到今天。所有这些，都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形成了和谐的文化氛围。同时，我们更注意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许多祭祀礼仪已经有所创新，以适应现代社会压力下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祭祀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圣先贤，像祭孔、祭黄帝陵就是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重大遗产，它们对于全民寻找民族文化根基，对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建构和谐社会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显然，这种祭祀和祭祀鬼神毫无共同之处，不应当把此类祭祀一律打到迷信的糟粕范围内，因为，即使在古代，对古圣先贤的祭祀也包含着极为浓重的敬仰和纪念意义的内容。这种祭祀中的纪念性质，考察起来几乎和现代纪念仪式中所包含的祭祀性质相差无几。请注意：1976年现当代国人在数以千万计的灵堂中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礼仪中，深深蕴含着祭祀的意愿；十里长街百万民众送别周恩来总理灵车的礼仪中，和古代圣贤葬礼中途的送行路祭并无两样；近些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若干周年，包含着多少对阵亡将士英灵的祭奠。常常在八宝山举行的现代告别仪式，难道不就是当代圣贤殡仪的祭奠。纪念某某民族英雄诞辰几百年或忌辰几百年的礼仪，实际上正是某某古代英雄诞辰几百年祭，或忌辰几百年祭的传统。举行正式的公祭、甚至国祭，按照民俗心理学的测试，远比叫做纪念活动的名称更加贴近传统、贴近民心。试想，如果举行“南京大屠杀若干年祭”的仪式活动，其文化震撼力的强度和情感凝聚力的浓度，自然会超过通常纪念活动的若干倍。前不久，全国各地党政军民怀着浓厚的缅怀之情纪念周恩来总理30周年忌辰，按照中国民俗礼仪的文化传统，忌辰是要举行隆重祭典的。今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的许多动情感人的文章里，就出现了许多“告慰总理在天之灵”、“假如周总理的英灵在另一个世界有知的话”等等前所未有的祭奠性语句，这应该说是现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很合情合理与和谐的祭典内容和表现形式。我认为这种纪念仪式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举办成“周恩来同志30周年忌辰公祭大典”，其所产生的激动人心的人文效应将是任何纪念活动无法比拟的。

祭典的未来时

祭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完全可以在未来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做到合理利用。这种来自古老传承的文化礼仪形式，今天或明天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观念完全可以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必有什么忌讳。

所以，我建议：对于过农历大年的敬天祈年和各民族、家族的祭祖庆典，以及祭孔、祭黄帝陵等等很有代表性的祭祀遗产，立法机构或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祭典规范、礼仪程序，既保留历代传承的良好仪规，又加入现代新礼仪的礼节形式，求得传统和现代的合乎情理的融合。要理直气壮地明确认定民众的自发祭祀、社会团体或各级地方政府的公祭、直至最高级别的国祭，并且按程序写入庆典祭典的规范条例中，既合法又合乎情理地推广使用。

代表优秀文化传统的年节祭典和庆典，将会成为未来和谐社会建设中以及民族复兴大业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民俗礼仪遗产，永远与时俱进传之后世。

（乙酉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儿）

（《第二届东岳论坛论文集》5-11页、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2007年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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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丙安小屋200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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