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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呜呼，突厥兴于拜火，毁于拜火，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然而，自从作为国际突厥学奠基石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于1889年被发现以来，一百多年间有许多专家学者考察访问过墓碑所在的地方，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有我们发现的这件文物。[150]当然，如果不是国内近年出土刊布了虞弘墓葬具等丰富的文物资料，我们也很难仅凭已有知识把这样一件珍贵文物识别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考证，能够在对古代突厥文化尤其宗教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从而推动相关历史的学术研究。总之，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远比人们目前已知的要广泛深入的多，值得认真开展研究，取得真正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以提供今日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的人们借鉴。
2006-7-16完成于北大畅春园56楼103室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古国家体制与北亚民族传统互动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王小甫，1952年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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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曾贻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页。《新唐书》卷225上《逆臣安禄山传》作“虏所谓斗战神者”，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6411页；《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作“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5367页。
[2]伊朗语专家恒宁（W. B. Henning）曾将“轧荦山”完全考释为粟特语rwγšn，意为“光明、明亮”（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24-225页），显然是忽视了“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这一说法。日人冈崎精郎曾提到这一说法，但只是望文生义地说是“战神”，未作探究，见其《后唐明宗与旧习》（上），《东洋史研究》（东京）新第1卷第4号，1945年，52页。
[3]我应该说明：这件文物是考察队里北大中古史中心罗新副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吴玉贵研究员发现的。当时这块暗红色的巨形石板和其它石板一道散放在陈列室出口附近，罗、吴二人首先看出了石板上的对鸟图案和两鸟中间的火坛，然后招呼我过去一同进行仔细辨认和鉴定。现在，他们委托我来写这样一份考察专论，正式公布这项发现，我首先应该感谢他们以及提供了文物照片的北大历史系李新峰副教授。当时陪同我们考察的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听到我们对该文物图案的鉴定后告诉我们，类似图案的文物在蒙古国还有两处，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我们这样的鉴定意见。虞弘墓等出土葬具，集中见于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图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4]我曾经把图片发给国际著名的隋唐史和中亚史专家张广达先生鉴定，他回信说：“鸟身祭司的形象太重要了，可以说是missing link（缺失的一环）”[2004年9月23日email]。.
[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64页。
[6]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p. 64. 祆教为中原旧译，本文论及突厥，迳称拜火以图简明，参见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作者前言i页。
[7]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七章第二节《人头鸟身图像与祆教赫瓦雷纳神》，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04页。又，法国葛乐耐等转述哈佛大学伊朗学教授舍沃（Oktor Skjaervø）的意见，倾向于把西安史君墓葬具上的鸟身祭司比定为奈何桥（the Chinwad bridge，本意为“分离之桥”）头的灵魂审判者之一Srōš，其化身之一为公鸡（Frantz Grenet, Pénélope Riboud et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s in Xi’an, Northern China”, Studia Iranica33, 2004, pp.278-279. 感谢耶鲁大学的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提供信息及全文的复印件）。然而，接受这一比定势必要将鸟身祭司的出现与灵魂超度的场面整合在一起，这就难以解释那些非灵魂超度场面的鸟身祭司（如虞弘墓、安伽墓等），也无法说明其他拜火教葬具上祭司非鸟身的情况，更与装饰华丽的拜火教葬具这一现象本身相矛盾。也就是说，奉火的鸟身祭司本身不能就是灵魂的审判者，它应该与现世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见后）。况且，如果真的是要反映灵魂审判，在这种场合首先应该出现的是主神密特拉，而不该是他的胁侍之一（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 27）。因此，舍沃的比定不可取。
[8]萨珊波斯艺术中的这种神鸟的复合形象渊源有自：公元前一千年代早期的斯基泰艺术是其先驱，其间显示了与萨珊表现法明显的类似。不过，人们既不能据此确定它们有什么传承，也不能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联系，因为，类似的复合动物在近东、中亚和中国都有发现。而且，在帕赞德文(Pâzand，印度拜火教徒帕西人的一种经书文字)里，神鸟Simorgh就被写作Sîna-Mrû，cf.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a，见<http://www.cais-soas.com/CAIS/Mythology/simorgh_senmurv.htm>. [2005年10月4日]。因此我认为，所谓神鸟Simorgh一名最早也有可能是“中国凤”一名的音义合译，但这需要另撰专文研究。
[9] cf.Gareth Long, Greek Mythology Compared to Norse Mythology，见<http://webhome.idirect.com/~donlong/monsters/Html/Senmurv.htm>. [2005年10月3日]。
[10]据研究，在波斯古经中，这种三趾神鸟是最大的鸟(Bundahishn 13.10)，与之并列提到的也都是大型鸟类，如鹰、兀鹰、秃鹫以及金雕等，而不包括隼、鹞等比他们要小得多的猎鹰。这一性质以及出土戴鹖冠雕像等文物证实了我们关于葬具图案上的鸟身祭司并非Simorgh/Senmurv的判断（见下）。cf.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a.
[11] [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四）第570节《第五关 埃斯凡迪亚尔杀死神鸟》，张鸿年、宋丕方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20-24页。
[12]本段有关神鸟（Simorgh）的介绍除另外注明者外，主要参考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a.
[13]关于这一比定，cf.Gherardo Gnoli,“Farr”，Encyclopaedia Iranica，见<http://www.iranica.com/articlenavigation/index.html>. [2005年10月9日]。
[14] [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214页。
[15]花园拱门窟龛位在伊朗克尔曼沙赫（现在叫做巴赫塔兰Bakhtaran）城附近，主要是萨珊波斯王朝阿尔达西尔二世（Ardeshir II，379-383）的加冕浮雕，cf.The Splendor of Persia网站，见<http://www.babyloniangal.com/files/tours/taqebostan.html>. [2005年10月9日]；以及cf.A Zoroastrian Educational Institute网站，见<http://www.vohuman.org/SlideShow/Taq-e-Bustan/Taq-e-Bustan-Main.htm>. [2005年10月9日]
[16]cf.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
[17] cf.Gherardo Gnoli.“Khvarenah”），见 <http://www.bookrags.com/other/religion/khvarenah-eorl-08.html>.[2006年5月23日]。
[18]《阿维斯塔》的《亚什特》主要是分别对一些重要的善神作具体的赞美，见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8-21、241-251页。
[19]见<http://www.avesta.org/ka/yt19sbe.htm>. [2005年10月14日]。cf.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y Boy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p.30.
[20] cf.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p.30.
[21]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Encyclopaedia Iranica,vol.III, e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9，pp.510-511a and p.513a.
[22]安禄山为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轧荦山”《广韵》音可拟测为*æt lɔk ʃæn，应该就是Verethraghna或其历史变体的音译。史料中以“光照”渲染此神，适反映其在宗教象征中与灵光神共有Vareghna鸟这一特性。或有将Verethraghna/Bahram径称为胜利之神者，然拜火教另有胜利之神Vanant，《亚什特》第21篇就是其专门颂歌，见<http://www.avesta.org/ka/yt21sbe.htm>. [2005年10月15日]。
[23]见<http://www.avesta.org/ka/yt14sbe.htm>. [2005年10月15日]；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1a；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212页。
[24] 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1a。
[25]此节末两句各家翻译有异，玛丽·博伊丝的翻译是“在薄暮中寻找它的晚餐，在晨曦中寻找它的早餐”， cf.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p.31.有的《阿维斯塔》译本的译文是“希望黑夜不再，期望曙光到来”，见<http://www.avesta.org/ka/yt14sbe.htm>. [2005年10月16日]。
[26]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p.31.参见<http://www.avesta.org/ka/yt14sbe.htm>. [2005年10月16日]； Marzban Hathiram, “The Taavil-Esoteric Ver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aheraam Yasht”，见<http://tenets.zoroastrianism.com/TAAVILOFBAHERAAMYASHT.pdf>. [2005年10月8日]。
[27]见<http://www.avesta.org/ka/yt14sbe.htm>. [2005年10月16日]。
[28] cf.Marzban Hathiram, “The Taavil-Esoteric Ver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aheraam Yasht”，第7章的阐释部分。
[29]这类文物近年国内已有较多出土，有俑，也有壁画，正式刊布的资料见王自力、孙福喜编著:《唐金乡县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彩版11武官俑；参见唐昭陵网页<http://sxxx.sei.sn.cn/sxxb/wbh/wb/city/V3/tzl/zlly1.htm>. [2005年10月17日]等。此承吴玉贵先生提示，谨此专致谢忱。
[30]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鶡冠与翼冠》，收入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140-42页。参见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和《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收入《夏鼐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7、34-35页。
[31]参见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鶡冠与翼冠》，140页。
[32]H. Alam,“Bāz”，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IV, e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0，p.17.
[33]拜火教里还有一只著名的超凡神鸟叫Pesho-Parena，有的学者错误地将其译作“猫头鹰”（owl）。《亚什特》第14篇第14章（35-40节）主要就是对这只超凡神鸟的赞颂。然而，如专门的研究者所说：“对这只鸟的描写及其神奇的特性看来完全是虚构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而且，“正像Pesho-Parena一样，神鸟Simurgh也与一般凡人无关。……普通人是永远不可能认出Simurgh的。如果由于某个机会他偶然看到了即使是这只大鸟的影子，那他要么就会失去理智，要么就会得到完全的解脱！总之，这两只鸟处在物质与精神的中间一环，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有，也可以说它们没有！”cf.Marzban Hathiram, “The Taavil-Esoteric Ver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aheraam Yasht”，第14、15两章的阐释部分。
[34]Marzban Hathiram, “The Taavil-Esoteric Ver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aheraam Yasht”，第7章的阐释部分。
[35]参见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收在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8-143页。学界对于萨保/萨宝一名的语源虽有不同意见，但对其本为政教兼领的队商首领并无根本分歧，参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收入氏著《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248-279页；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收入作者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385-412页。
[36]传说帕西人出走的起点，地在呼罗珊（Khorasan）西南。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157.
[37] “林悟殊先生曾提醒我们注意，西域胡人生活的一大特色，就是教务与民事的结合，他举《魏书》卷102《西域传》所记粟特康国的风俗云：‘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盗贼截其足。’”（见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400页）显然，这可能也是受萨珊伊朗的影响所致。
[38]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3 reprint，pp.59-60.
[39]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3b.
[40]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p.30，斗战神颂歌选译小序。
[41] cf.Marzban Hathiram, “The Taavil-Esoteric Ver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aheraam Yasht”，前言部分。
[42]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xv、64-65.
[43]该神像为真人大小，雕为斜倚状，左手持一大酒杯，大棒靠着他的腿，岩石的下方显出一张狮皮的轮廓。台湾邢义田撰有《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收在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5-47页），似漏检此像。又，该文注1（16-17页）论及鶡冠，似亦漏检孙机:《进贤冠与武弁大冠·鶡冠与翼冠》，故未察隋唐鶡冠有双鶡尾与鶡鸟全形之别。
[44]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89；P.Jamzadeh, “Bahram, ii. Representation in Iranian Art”， Encyclopaedia Iranica,vol.III, e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9，p.513b.
[45]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56-157页图30、31，165页图35、36；施安昌：《火坛与祭司鸟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82-86页图43-49。
[46]见葛乐耐（Frantz Grenet）著、毛民译《粟特人的自画像》，收在荣新江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12-313页；并请参同书所收魏义天：《结语》，497-500页。
[47] cf.P.Jamzadeh, “Bahram, ii. Representation in Iranian Art”，p.513b.
[48] 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3a.
[49]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10、42；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pp.29-30.
[50] cf.Gherardo Gnoli,“Farr”.
[51] cf.M. Boyce, “Ahura Mazda”, Encyclopaedia Iranica,vol.I, e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p.686b。有关这一象征图形的源流可参考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58.有关图案见<http://www.crystalinks.com./faravahar.html>[2006年5月6日]，可以看出，奉事火坛的祭司也为“王者灵光”所伴随。亦可参见[日]小川英雄监修:《波斯帝国》（译自法文），大阪：创元社，1998年，6、22-23、32、46、51、59、96、98、105、107、135等页图版，大多都有人形上身。
[52]参考<http://www.accessnewage.com/articles/mystic/fravah2.htm>.[2006年5月6日]。
[53]参见<http://www.crystalinks.com./faravahar.html>[2006年5月6日]。
[54]此点承北大中古史中心罗新提示。
[55]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57-58.
[56]见葛乐耐（Frantz Grenet）著、毛民译:《粟特人的自画像》，307页及319页图1。
[57] cf.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52.
[58] cf.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59-60.
[59] cf.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90-92，关于塞琉古和安息时代的火庙与像祠及殡葬习俗。
[60]并请参考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2页。
[61]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56-157页图30、31，165页图35、36，166页图37；施安昌：《火坛与祭司鸟神》，68页图35，82-86页图43-49，92页图54。
[62]见施安昌：《火坛与祭司鸟神》，43页图20，53页图27，61页图30-31。
[63]在《阿维斯塔》中，作为斗战神化身的一些形象有时也跟另一些神祇有联系，如15岁少年、金角牛、白马跟天狼星（Tištrya），Vareghna鸟跟灵光神，骆驼跟风神（Vāta/Vayu）等，见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1a.总之，这些图像关联都有拜火教依据和伊朗历史文化背景，要阐释这些关系应该对宗教、文化本身有相当了解，而不能仅凭文物特点和个别经验来联想发挥。
[64]韩森教授提醒我注意巴米扬石窟里出现的半人半鸟形象。该壁画以密特拉（Mithra）为中心，“神站在战车上，有翼的马驾着战车，车轮旁边有半人半鸟像，也有口罩，手执火炬，飞向天空”（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62页，并见163页图33）。据此，该壁画表现的似为拜火教的灵魂审判场面：密特拉居中主持裁决，Sraosha和Rashnu左右侍立，后者手持正义的天平（cf.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27）。据前引葛乐耐等转述哈佛大学伊朗学教授舍沃（Oktor Skjaervø）的意见，Srōš/Sraosha的化身之一为公鸡。然而，这幅壁画以主神密特拉居中，和我们讨论的场面明显不同。而且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处伊朗世界东部，与我们研究对象所必须适应的环境无法相提并论。
[6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228-233页。
[66]《安禄山事迹》，1页。
[67]《新唐书》卷225上，6414页。
[68]据研究，近年西安发现的史君墓（从而安伽墓）出土葬具上鸟身祭司手持奉火者即是，cf.Frantz Grenet, Pénélope Riboud et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s in Xi’an, Northern China”, pp.276-277。
[69]见《安禄山事迹》3-4、6、7、34页。猪龙、金鸡帐两条史料承北大历史系研究生陈昊提示。
[70]见拙文《“弓月”名义考》和《弓月部落考》，收在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24-256页。
[71] cf.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 p.202.
[72]本文所引虞弘墓志，均见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45-176页。
[73]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65、78.
[74] cf.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pp.122、194、384.
[75] cf.B. Spuler, “Gurgāndj”,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1141b, WebCD editi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76] cf.C. E. Bosworth, “Khwārazm”,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V:1060b, WebCD editi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77]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11页。
[78]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6243页。有关研究请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页以下。
[79] cf.C. E. Bosworth, “Khwārazm”；加富罗夫著:《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1页。
[80] cf.C. E. Bosworth, “Khwārazm”；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2，pp.44-47.
[81]参加富罗夫著:《中亚塔吉克史》，71页；[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97页。
[82]C. E. Bosworth, “Khwārazm”.
[83]见加富罗夫著:《中亚塔吉克史》，71页。
[84]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61-62、90、106.
[85] cf.B. Spuler, “Gurgāndj”,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86]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26-227页。
[87]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52、88-92.这些史诗突出反映了定居的伊朗（伊兰）和游牧的突朗（土兰/图兰）间的历史文化联系，从而成为菲尔多西编写宏制巨著《列王纪》（Shāhnāme）的主要素材，参见张鸿年：《菲尔多西和〈列王纪〉》，[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译者序），14页以下。
[88]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107-108.所以，我们见到虞弘墓等装饰浮雕缺乏中原生活情景，却多有与游牧的突厥人交往及战阵之状，其宗教艺术传统恐怕还值得进一步深究。
[89]cf.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pp.249-258.西安碑林藏有北魏正光三年（522）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据说就是柔然人建立的阿胡拉·马兹达的神龛，见前引施安昌：《火坛与祭司鸟神》，160-178页。
[90]见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冯承钧汉译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48页。并请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铁勒”、“突厥”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422、424-425页；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115-117.
[91] cf.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pp.204-206；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120-122.
[92] cf.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121-122.
[93]Peter B. Gold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pp.120.
[94]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21-22.
[95]参见谢·亚·托卡列夫著:《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72-374页。
[96]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28页。
[97]spenta creation，此处当指拜火教的圣七位一体（heptad）及与之相联系的圣洁物，火、地、天、水等，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21-27.
[98]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65.
[99]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7.
[100]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62.
[101]见米诺尔斯基著:《塔米姆·伊本·巴赫尔回鹘游记》，王小甫译,《中亚研究资料》(乌鲁木齐)1983年第3期，63页；瓦·弗·巴托尔德著：《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王小甫译，《西北史地》（兰州）1983年第4期，106页。
[102] 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1a.
[103]见森安孝夫和敖其尔（A. Ochir）共同主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中央欧亚学研究会出版，1999年，122页。
[104]本文所引布古特碑均见森安孝夫和敖其尔（A. Ochir）共同主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23-124页。
[105]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58-59.
[106]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27-29.
[107]M. Boyce, “Ahura Mazda”，pp.685-686.
[108]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11、56.
[109]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64页。《新唐书》姚崇传、皇甫湜传均提到东都洛阳有福先寺，似即《旧唐书·五行志》中的龙门奉先寺。史载盛唐时代有多种宗教流行，而佛教并不祭祖先，寺名福先，十分可疑。
[110]见前引拙文《“弓月”名义考》和《弓月部落考》，收在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224-256页。
[111]见翟泰丰:《来自介休张壁古堡的震撼》，《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日第4版。
[112]《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5173页。
[113] cf.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1968，pp.261-273.
[114]参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收入氏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66页。
[115]《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5177页。
[116]据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说，类似图案的文物在蒙古国还有两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和阙特勤同时而具有同样的地位没有第二人。
[117]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33页。
[118] cf.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Chapter 7，p.199.
[119]如本文上节所引蒙古高原发现的布古特碑，以及上世纪50年代在新疆昭苏种羊场调查发现的“小洪那海石人”等，参荣新江等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259页以下。
[120]见前引《安禄山事迹》，1、14页。
[121]即最早在蒙古高原发现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
[122] cf.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p.252、288.
[123]参考耿世民译文，见林干《突厥史》附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257、260页。
[124]参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11页。
[125]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61-62、90.
[126]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指出“人”本当作“民”（唐人避讳所改），他民水，即漠北鄂尔浑河的支流塔米尔河（Tamir Gol），见其“Some Tentative Etymologies”,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77-78. 此注承罗新提供，
[127]韩儒林:《读阙特勤碑札记》，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18页。
[128]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31页。
[129]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29-231页。
[130] 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3b；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64-65.
[131]在拜火教里，不朽、永久等都是用指精神或正道（asha）性质的形容词，所以，不朽石碑应即布古特碑所谓“正道碑”（the stone of law）。
[132] 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107-108.
[133]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收在前引《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07页以下。
[134]《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6054页。
[135]由此可见，国内出土的那些头戴全鸟鶡冠的胡人俑，不仅显示他们是武官，而且也表明他们是移民部落的政教首领。总之，值得联系所出墓葬情况认真深入研究。
[136]《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6053页。
[137]《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5177页。
[138]见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品：土耳其和蒙古联合考古队2001年在毗伽可汗陵墓发掘所得金银器中的一件鸟形金冠。
[139]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402页。
[140] cf.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60页。
[141]见张广达：“突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辞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425页左栏。
[142]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266页。
[143]《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初，默啜死，阙特勤尽杀其用事臣，惟暾欲谷者以女婆匐为默棘连可敦，独免，废归其部。”（6051页）
[144]《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5177页。
[145]《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6054页。
[146]《通典》卷197《边防典》“突厥”上条，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411页。
[147]见陈寅恪:《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2-53页。
[148]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pp.140-141.其中还举了一个例子，据一份犹太教经卷记载，当时有一个拉比（rabbi，犹太教士）遭到同门教徒的指责，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片森林卖给了一座拜火庙。
[149]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31页。
[150]近年日本的森安孝夫等人与蒙古学者合作在这一带进行过系统考察，其成果见森安孝夫和敖其尔（A. Ochir）共同主编《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
【编者按】刊《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因篇幅限制，删去7千字；蒙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此处发表为未删节的完整版
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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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象牙塔·国史探微 2007-03-12 17:04:5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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