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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为了实现重建中国民俗学的宏伟蓝图，尽快建立各地的民俗学组织，培养和训练民俗学理论队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83年夏季，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民俗学和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参加这次讲习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学员150多人。著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杨堃、杨成志、容肇祖、常惠、白寿彝、罗致平、张紫晨、刘魁立、陶立璠、张振犁、柯杨等，冒着酷暑，前来授课。他们中许多老一辈的民俗学家，此时已届高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抗战时期和杭州民俗学活动的亲自参加者，今天他们成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面面旗帜。这次讲习班的讲演，曾编辑成《民俗学讲演集》出版（注12）、学员结业后回到原来的地区，后来成为各地民俗学活动的中坚力量。
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给刚刚恢复的中国民俗学带来生机。中西方文化的强烈撞击，唤醒了人们强烈的民俗意识。过去被禁止的各类比俗事象，在短短时间里迅速恢复起来。宏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民俗学研究担负着光荣使命。这时各地的民俗学者纷纷行动起来，建立地方的省一级的民俗学会。辽宁省先于中国民俗学会，于1981年成立辽宁省民俗学会。钟敬文亲自前往丹东，表示祝贺。在大会期间，他口占一绝：“少年饥驱惯漫夜，暮年行止有新猷，为援绝学挥红帜，来作丹东十日留。”表现80高龄的学者为挽救绝学，变绝学为显学的雄心壮志。之后，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相继建立了省级民俗学会。至今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已发展到2000多人。组织建设，也是队伍建设，它有力地保证了民俗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这一时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上议事日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开始招收民俗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还设立了民俗学博士学位点。钟敬文先生、张紫晨先生作为博士生导帅，培养中国第一代自己的民俗学博士。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逐渐走向成熟，展现出硕果累累的局面。主要成就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俗学基础理论建设有了空前发展。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首先是在高等院校展开的。1949年以来积蓄起来的民间文学研究力量，此时重新聚会。一方面在高校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另一方面，将研究的方向转向民俗学，发挥其内在的潜力。1983年，辽宁大学乌丙安出版了《中国民俗学》，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张紫晨出版了《中国民俗与民俗学》，1987年，中央民族大学陶立璠又推出《民俗学概论》。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是这一时期民俗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它们在普及民俗学理论和知识方面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同时也满足了当时高等学校民俗学教材的需要。其间还有许多民俗学基础理论著作出版，如陈勤建的《中国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张余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姚二龙的《民俗论》（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等。
这一时期，是中国民俗学的重建和发展期。基础理论所涉及的问题是很多的，除它的理论体系外，具体有民俗和民俗学的概念、对象、范围；民俗的基本特征；民俗的分类；民俗的社会功能；民俗学方法论；民俗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民俗发展史；民俗学史；民俗志的编写，民俗资料学（民俗的调查与保存）等。这些问题，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讲话、论文和其他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几乎都涉及到了。在这一基础上，学者们开始规划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一体系大致包含如下内容：l、理论民俗学（民俗与民俗学的概念、对象、特征、分类、功能等）；2、民俗志学（民俗资料学）；3、应用民俗学；4、民俗发展史和民俗学学科史。
第二、民俗学方法论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民俗学方法论，在过去的民俗学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改等开放的进展，不仅西方先进的技术被引入国门，用来发展经济，而且西方人文学科的理论也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西方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译介，扩大了民俗学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武库。民间文艺学家刘魁立先生在80年代初，曾举办讲座和发表文章，系统介绍西方神话学派和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方法。接着对西方文化学著作的翻译介绍近乎成为一种思潮，在短短的几年中，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比较文化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世界民间文化泽丛》等，这些翻译著作将世界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在中国民俗学研究者面前，供其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一时期，学者们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这是由中国民俗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上，民俗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源远流长。从传承和传播学的角度，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的相似现象，有助于探讨民俗文化发生、流传、变异规律。这种方法还可方便地应用于历史、地域和民族民俗文化领域的比较，自然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在民间文学研究中，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方法（阿尔奈·汤姆逊体系或AT分类法），也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开始作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探索。但因中国民间故事浩如烟海，这一方法在中国的应用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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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的空间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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