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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中国民俗学五十年
  作者:陶立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9-19 | 点击数:14990
 

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学科,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发祥地是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前一年,即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在该校文科教授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主持下。从事中国近世歌谣的征集和选刊。1920年北京大学又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于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编辑出版歌谣丛书及小丛书。当时的中国民俗学活动,如果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相比较,觉醒和起步并不算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当时世界民俗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同步的。《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注1)很明显,这里所谓“学术的”研究,是专指民俗学的。将民间文艺(包括歌谣)作为民俗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和外国民俗学研究中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的歌谣研究,开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不过,谈到中国民俗学的发端,还应提到1923年5月筹备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该会的活动,如对“民俗”与“风俗”一词采用的讨论,“风俗调查表”的制定;“征求会员的起事”的发表;关于调查方法的决议以及调查活动的开展等,无疑是中国民俗学本体研究的一次有益的实践。当时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民俗学活动,对后来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1925年之后,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由于经费等原因,陷于停滞状态。当时民俗学活动的一些积极参与者,如顾颉刚、容肇祖等先生,先后到了南方革命中心的广州。他们将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的经验和学风带到广州,和原在广州的一些学者,如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等会合,于1928年春成立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举办风俗物品展览和民俗学讲习班。此外还出版了30多种丛书,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白寿彝的《开封歌谣》等。继北京大学民俗学活动之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活动,其总的成绩比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要壮观得多,调查方法与方向已涉及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它对中国现代民俗学资料的建设和学术队伍的养成,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广州民俗学会的活动,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本世纪30年代初,继广州民俗学会之后,钟敬文、钱南扬、江绍原、娄子匡等先生在杭州成立了另一个民俗学机构--“中国民俗学会”。就是后来所谓“杭州中国民俗学会”(1949年之后,这个学会的活动移到台湾)。杭州时期,曾出版了《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等刊物,专门刊载民俗资料。此外还出版了两期《民俗学集镌》,其中有些文章,如钟敬文的《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民谭型式》、黄石的《苗人的跳月》、《满洲的跳神》等,理论上达到较高的水平。杭州民俗学会的活动,还曾影响到南方诸省,促进了当时各地民俗学组织的纷纷建立和中国民俗学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在这一非常时期中,中国民俗学多少带有它的时代性和特殊性。当时沿东南沿海一带和北方华中许多地区沦入日寇之手,因而迫使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迁到贵州、云南和四川去。在迁徙途中,许多研究文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的学者,得以和民众社会,特别是和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相接触,并且进行了有关民俗事象的考察,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正因为如此特殊的条件,使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和如上学科有了更广泛的交叉结合的机会,关系也相应的密切起来,使得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大为扩展。如上所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经历了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杭州民俗学会三个重要阶段。其间虽有抗日战争那样的非常时期,但它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有着卓越的成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按理说,这应是中国民俗学研究发展的良好契机。但从50年代开始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将中国民俗学研究几乎送上绝路。大约从50年代开始直到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俗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学问,屡次遭到批判。因此作为现代学科的民俗学,这一时期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低谷,不是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战争时期、而恰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这种低谷期的出现,原因何在呢?在国家生活陷入“以阶级斗争为钢”的年月时,凡来自的西方的学术理论,统统被视为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服务的学问而遭到批判,民俗学也不例外。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民俗文化本属于民族文化整体中的下层文化,它是由社会各行各业的民众,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传承和享受的。它的创造不仅是劳动者生活的需要,而且就这种文化本身而言,它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化史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何以对劳动者创造和享受的这部分文化,以及对这种文化的研究(指民俗学研究),采取粗暴地,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主要归结为当时政治上的“左”的思潮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值得庆幸的是,当民俗学大遭达伐的时候,历来作为民俗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由于它特殊的文学性质(纯文学研究),却得以在50年代之后,继续发展。虽然它的学术道路如同民俗学一样,也是曲折的,但它毕竟经过顽强的斗争,生存下来。所以要了解中国民俗学在1949年之后的50年的发展,还得从民间文学的实际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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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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