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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中日农耕仪礼与农业生态的关系。日本在现代已由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社会。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对农耕仪礼的冲击是很大的。在日本，农业人口只占全体人口的不足20％，在这不足20％的人口中，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更少，而且生产技术和过去不大相同。这样农耕仪礼不但在形式上产生了变化，而且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已失去以往的凝聚力。所以摆在日本民俗学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通过科学的普查，将传统的农耕民俗文化保护下来，供未来认识历史之用。而中国，现在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生产方式虽与过去比有了很大变化，但传统的耕作方式仍在传承。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生态仍保持着传统的样式。在广大农村，农事信仰的气氛仍很浓，年中行事和农耕仪礼还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特别是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南诸省的民族地区，还保持着许多原始的耕作技术和信仰。从农耕民俗发展史的角度讲，此类民俗事象具有“活化石”的价值。目前，摆在中国民俗学者面前的任务，是要花大的力气，对现存的农耕仪礼作细致考察，尽力描述，并探讨其功能和价值。中国的农耕民俗文化，覆盖着中国80％以上的土地，影响着80％以上农民的心理和文化。也是一座极其丰富的文化宝库。
其五，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对比较民俗学的研究兴趣渐次高涨，这为民俗学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民俗文化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世界各国的民俗文化由于传播上的原因，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和繁荣。从历史的角度看，各民族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从民俗文化的共同母体。目前，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提出的“一国民俗学”的理论，已有学者提出修正，这是民俗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传统民俗文化主要指农耕民俗文化，尽管现代都市民俗学在兴起，但农耕民俗仍然是民俗学研究的主体。此次中日农耕民俗文化联合考察涉及的范围很广，村落结构、家庭亲族、年中行事、农耕仪礼、民间信仰、民间文艺、人生仪礼、民间用具等无所不包。以此次考察为起头的比较民俗研究，必将会顺利开展下去。比较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比较需要可比的空间与时间。中日农耕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从历时的与共时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比较典范。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讲，比较民俗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2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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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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