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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品的出版，大体上可归为两种政策性的思路，一是民间文艺学的，一是彝文古籍整理工作的。这些文本也呈现出彝族史诗的流布概况──这正是文革前后（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彝族史诗搜集、整理工作带来的最积极的成果之一，从中我们不难见出这些史诗作品的相继发掘，正如“西南创世史诗群”的发现20，同样说明了中国史诗研究工作从北向南的纵深拓展，反映了中国学界在“史诗”的概念、类型、传承方式（口传与文传）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而有成效的探索；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也衍生出许多新的学术问题，成为我们今天必须汲取的经验和教训。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的：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也由于青壮年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我们在民间文学的矿产上，采炼和提供了丰富的珍品，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史诗和原始神话等。但是，不可讳言，在作为严格科学对象的民间文学资料（尤其是散文故事方面的记录），始终还不能使人感到较大的满意。因为我们这方面活动，没有随着整个社会历史形势的巨大转变而转变，并使它向更高阶段发展。……至于对它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的搜集方法等，当时是没有更多工夫计及的。 21
其实，国外民俗学界也走过同样曲折的道路，只是他们的反思与警醒似乎比我们来得更早、更深刻。正如麦克爱德华·里奇（MacEdward Leach）指出的那样：过去搜集的民俗文本，与其说是口传文学的，毋宁说更像是书面文学的。因为这样的搜集几乎无法引证是其原初是怎样表述的，你会发现没有例外。这样的无差别地搜集起来的民俗文本就像来自书面资源，就像是眼睛的文学而非耳朵的文学。因为它是作为眼睛的文学被搜集的，也同样是作为书面文学来编辑和评价的22。如此出版的“文学读物”，已经损失了那些生成于口头语境中的大量的民俗传统要素，而对这些文本的正确评价，正是我们认真解读彝族史诗传统的一把钥匙。因此，今天检讨这些文本在制作流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同样深有兴味。
下面，我们仅重点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勒俄”史诗文本的搜集、整理、出版的相关学术史，兼及彝族“四大创世史诗”的非本土化过程，来回首这段学术历程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些要害问题，以期说明本文作为个案研究的基本工作方向。
三、史诗《勒俄特依》及其“文本迻录”过程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文革”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阶段，也就是50年代后期，在“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指导下，各地民间文学机构相继成立，在民间文艺采风工作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仅“民间史诗、叙事诗就有上百部”之多，云南、四川的彝族史诗搜集、整理正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孕育的。从1957到1960的两、三年之间，除了撒尼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之外，从调查、搜集、翻译、整理到出版，后来被称为彝族“四大创世史诗”的作品均已面世，其中就包括诺苏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由巴胡母木（冯元蔚）、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共同整理的翻译本，收入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于196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停滞已久的民间文艺事业开始迈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时，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中两部作品还在继续完善之中，《查姆》经郭思九、陶学良进一步整理、修订后，于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勒俄特依》的彝文本与汉文本也由冯元蔚进一步整理、翻译，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勒俄特依》23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确是凉山彝族文学的一件盛事。从彝文到汉文的翻译工作，既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也是一件意蕴深远的大事。至此，译本改写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彝学界一直仅将“勒俄”作为阐述彝族历史、社会等级、奴隶制度的“旁证”材料，并将作品的文学特质及其诗歌属性引入了民间文艺学的探讨，进而被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纳入到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之列24，在彝族文学史上给予了诺苏彝族这一古老的文学传承以应有的地位，同时也让广大的汉文读者了解到：在20世纪50年代惟一存在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大小凉山，除了“触目惊心的阶级压迫和暗无天日的奴隶主统治”之外，彝族人民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勒俄特依》汉译本面世的积极意义所在，也是本文在此要特地强调的一点。
今天对这段文本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学术史给以客观评价是必要的。但正如钟敬文教授所指出的，“评价必需符合事实的真正性质和保持恰当程度，否则就容易丢掉科学性……评论一种历史上的学术、文化活动，既要弄清楚它本身的性质、特点、产生与演变过程及社会功能等，又要究明它产生、存在的历史、社会背景，究明当时社会运动的根本要求和它对这种要求的对应性及其程度。要达到这点，评论者必须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必须进行过艰苦的分析、综合、推断、论证等过程，至于那种只凭用惯了的一套现成公式，或一时爱恶、感想去进行判断的作法，结果恐怕是要跟历史的真实相去遥远的。”25 我离先生的这一要求还很远，因而以下回顾或许只能算是一种感想，尤其是作为一名彝族学人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感想，而非判断，更非抨击。因为史诗本身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着一个比较特殊、也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比较全面地结合史诗文本《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历史实际与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会看到：还原诺苏彝族史诗传统多相性的文本形态，对建设一种“立足过去、面对未来”的民间文艺学史批评，抑或是对今后制订口头史诗记录文本的制作规程，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也有实践意义。
㈠ 《勒俄特依》的制作流程：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
为完成本文学术史的梳理，我于2003年2月先后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和成都两地对当年参加史诗搜集、整理、翻译的两位彝族学者曲比石美和冯元蔚进行了专题访谈。这里我们不妨按两种汉文译本出版的先后次序，重新回顾一下“文革”前后相继面世的《勒俄特依》，从搜集、整理、翻译到出版，到底走过了哪些重要的文本转换流程，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明确界定这些史诗文本类型的批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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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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