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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过百年历程的彝学研究中2，彝族史诗的调查、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较晚，研究的基础也相对比较薄弱。这大抵上也反映了中国南方史诗的研究从萌蘖、兴起到发展也是上个世纪后50年间才逐步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而这种“行道迟迟”的局面，一则与整个东西方学界关于“史诗”的概念和界定有直接的关联，二则也潜在地驱动了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两度发生的“大规模”的史诗“生产运动”。目前我们见到的几十部彝族史诗作品（汉译出版物），大多正是这两个时期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搜集浪潮中的产物。它们的面世，既为我国的史诗学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文本阐释、学理规范、田野实践建立了一种能动的反观视野，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史诗的文本形态、史诗的传承方式、史诗传统内部的基本叙事法则等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反思。
因此，在国际彝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中，简要回顾国内外几代学者对彝族文学传统与史诗直接地或间接地搜集、整理、翻译与评述，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线索：⑴ 彝族史诗是怎样从乡土社会走入学者视域的；⑵反思史诗文本《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迻译为汉文阅读和学术阐释的“民俗学过程”（folklore process）3；⑶检讨《勒俄特依》文本及其相关的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⑷说明“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主要弊端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批评尺度。
一、国际彝学研究中的相关信息
西方学者对彝族及彝族文化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那正是彝学研究进入国际视野的起步阶段，其中对彝族文献和文学的调查、搜集与评述，尽管简短、零碎，但记录的客观性较强，对我们今天研究彝族歌谣和文学传统的历史断面也不失其真实性的价值。
法国的传教士保罗·维亚尔（Paul Vial，汉名邓明德）当是最早关注彝族文学的西方学者。他在云南路南彝区生活的30年中，掌握了彝语，并向当地毕摩学习古彝文，对彝族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造诣颇深。维亚尔的著述主要有用彝汉文对照的彝文经典《宇宙源流》，其中收入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文经籍；《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著述则对彝族诗歌传统进行了评述。此外，维亚尔在《罗罗人》中概括了彝文经籍诗歌的五言轨范和一些基本的程式特征：
罗罗的文学与中国（汉族）的文学一样，成套的文句经常反复。……比喻突如其来……经常运用反复，在表达同一思想时，作者往往使用同一句子。诗是五言诗，……这个规则是诗歌的规矩。五音节或三音节的句子、脚韵乃至类音，这些都是诗的特性。……所有的用语并非都具有意义，有的用语是为了声调的需要或者为了适应五言句式的需要。4
维亚尔的确对彝诗传统概括得十分精当，不仅切中了彝诗“好譬喻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的民族特色5，也发见到了彝族诗歌套句与复沓的传统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彝族五言诗的音韵节奏和诗句结构方式中虚字与衬词的灵活运用。从整体上来说，彝文古代经籍史诗也同样以五言诗为正宗和雅体，代表着彝文诗歌工整和谐的民族形式，这也是经籍文学与民间文学（长短句较多）有所不同的一个特征。
关于彝族文学传统与仪式的关系，则体现在法国著名汉学家格拉耐的比较研究中。在其《中国古代的歌谣与祭礼》一书中，他运用法国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同时利用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作为比较研究，阐明了《诗经》中的民众的歌谣与古代乡村中的农事季节祭礼的关系，并论证了这些歌谣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功能，其中就集中引用了大量的19世纪末期“罗罗”（彝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歌谣与祭礼的资料6。例如，最早发现彝文经典并将之传到海外的学者是法国人卡拉布里奇（Crabouillet），1873年他在《罗罗人》中描述了彝年礼俗中的男女歌唱活动7；此外，吕真达（A. F. Legendre）的《在极西中国的二年》里叙述了山野中的男女情歌对唱8；罗彻尔（E.Rocher）的《中国云南的土民》（卷二）记述了“罗罗人”在春耕时节的打歌风俗9。如若对这些资料加以梳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极为宝贵的民族志资料，用以回溯一百多年前的彝族民间歌谣与歌诗传统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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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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