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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在论及新中国的民俗学活动之时，多尔逊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方针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共产主义团体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就已经在活动，民俗可以为共产主义思想做宣传的作用，必然不会被忽视。他们从民俗中间发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因素，来使自己的事业同七亿伟大而无名的人民群众统一起来。毛泽东自己就成长于湖南的农民大众之中，那是他进行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基础。他曾把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同农村地区的农民大众而不是同工业的无产阶级密切联系起来，并且敏锐地发现文学艺术的民间源泉在于地方歌谣、故事和民间艺术等，而通俗的文学艺术应该为革命事业服务。过去的特殊经历及体验，使得毛泽东特别倡导搜集歌颂农民起义的民间传说和歌谣。
多尔逊接着谈到了新中国对欧洲民俗学理论所做的修正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场论战。中国人最初了解这些理论，是通过对班尼《民俗学概论》等西方著作的翻译，以及美国学者詹姆逊（R.D.Jameson）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演讲（《中国民俗学三讲》北平，1932年）。中国民俗学的术语也是从西方引进的。“Folklore” 最早被译为“民俗学”，并且从1920年一直延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把这一术语看作资本主义的术语加以摒弃，而采用了侧重口头语言传统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并不完全是个新概念，在1933年编纂、出版于上海的《辞源》中，就已经出现这个词，并且与“Folklore”对译。实际上，这一强调口头语言传统和习惯的词语，与“民俗学”的意义非常接近。它之所以被党接受，只是由于“民间”具有“来自民众”的意义。
随着对理论的修正，紧接着发生了一场尖锐的论战。钟敬文是一位观点正处于转变之中的代表人物，他在著作中一方面强调，民间文学艺术产生、成长于人民大众长期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斗争，通过艺术创造的工具，民众真实而又大量地保存了自己的历史和世界观，不了解民众的口头文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劳动阶级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要把民俗学的科学研究同把它作为社会宣传的工具区分开来，并且热情介绍西方以类型索引体系分编故事异文的方法，以及人种学家与人类学家合作、忠实记录和誊抄口语本文的方法。他还批评了《民间文学》上的一些文章，认为它们不合学术的标准。这立刻引起极为强烈的批判，有些批评甚至引经据典，把他同19世纪为扩张殖民统治服务的帝国主义民俗学者联系起来。欧洲民俗学中的芬兰学派也遭到了猛烈抨击，其方法被认为是忽视了民间故事的社会背景和艺术价值，把一些生动的故事剥皮抽筋，只剩几根骨头，以此来建构所谓的类型索引。多尔逊指出，欧洲民俗学家对芬兰学派也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批评却有些离题，因为类型索引始终是被当做工具而不是最终目的来看待的。钟敬文所赞同的欧洲母题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受到批判，因为它只是要统一各国故事的相似的母题，却不能探究母题之间相一致的根本原因。于是，马克思主义所重视的社会历史力量的作用，被用来解释其原因，为了强调这一作用，新中国的民俗学家发展了民间故事加工整理的技术。
多尔逊随后又介绍了这种形势之下，张士杰发表于1959年12月《民间文学》的《我对搜集整理的看法》一文。张的论述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民间文学包含两方面的价值：一是科学的资料记录，二是创造加工为人民的艺术的材料。而后一方面的工作，旨在通过普及所搜集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来教育民众的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当前的迫切需要，它必须置于比国际科学的研究更为优先的地位。
多尔逊接下去开始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民俗及民间文学活动的影响。对于在民间观念与行为中具有很大影响的神鬼、巫师和萨满，党努力地以自己的声音，取代了其威望。这方面的出版物如《不怕鬼的故事》（北京，1961），就是对过去时期关于鬼的观念的反动。鬼的旧形象被推翻了，代之以它给世人造成恐怖的，是鬼被英雄的农民彻底而有效地击败。随后编辑者又出版了一种比喻性的书籍，把自然的鬼怪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恶魔加以类比。后者也都是妖魔鬼怪，而理性的中国农民能够凭清醒的头脑来驱散它，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将被党的领导指引下的工人，以冲天的干劲彻底粉碎。这样，适当地保留下来的鬼故事，便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
与此相类似，在“破除迷信”运动中，党决心要破除人们在风水信仰影响下的传统葬俗，因为它阻碍着土地改革的实施。各地政府在农村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召来巫师，在群众面前表演。他们无法造出鬼神，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通过欺骗手段来谋生。党的领导者在集会后都要向群众总结出这样的道理，即风水应存在于人民勤劳的双手之中，而不是鬼魂出没的墓穴之间。
相反地，民间传说中描写从唐代黄巢起义到抗日战争时期农民暴动和起义的内容，则受到欢迎和支持。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资料而不是幻想。党自建立政权之后，发起了对自汉代至晚清农民起义的一种新阐释和新研究。系列丛书《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于1954和1955年陆续出版，其中对人们关于农民起义的成见做了极为激烈的批判和修正。
中共中央关于重写农民起义历史的下一个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发起直接搜集农民起义传说和歌谣的活动。1958年4月号的《民间文学》，开始发表由张士杰搜集的关于1899－1900年义和拳运动的传说。在这些民间的历史之中，勇敢的农民英勇地反抗着“洋毛子”和清政府。同时《民间文学》还发表编辑启事，建议人们注意19世纪其它曾经留下民歌和传说的反帝反封建起义，并鼓励民间文学工作者，以政治的热情勤恳搜集这类作品。
于是，无论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语言学家，还是足不出村的普通农民，全国上下都投入到了这种对自身口承历史的调查中。新题材的革命故事和歌谣很快就涌现出来。在1959年，“大跃进”经济政策宣布的次年，一部《少数民族人民大跃进歌谣集》在北京出版。1960和1962年，先后出版了两本纪念1860年代捻军起义的书—《捻军歌谣集》和《捻军故事集》。通过整理有关人民起义的口头传说，新中国如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以民间的历史取代了以往从统治者观点出发所写的历史。
多尔逊紧接着全文引用了《捻军故事集》中长达1500字的故事《鲁王大败李鸿章》，来分析这种“民间的历史”。他指出，这一故事，不是典型的童话材料，也不象产生了荷马史诗的英雄时代的传奇；因为这些都集中在表现个人的战斗，而现代中国的故事则集中表现群众的军事运动。鲁王形象保留了足够的神奇英雄特征，这可以满足人们英雄崇拜的心理；而自由的战士也都分享着所有的光荣。鲁王打败腐败政府的军队和外国雇佣军，靠的不是虚无飘渺的魔术和奇迹，而是靠他机敏聪慧的战术，这使他能够与他的部下精诚团结。比起那种消磨漫长冬夜的可信的幻想故事，这更象一部色彩绚烂、激动人心的宽银幕电影。听众在其中可以投入他们全部的同情，他们所有的能量也都将被调动起来。尽管捻军最终被消灭了，但在党所重写的捻军起义史中，它的影响却并未消亡：被击溃的捻军残部此后又参加和推动了1899-1900年的义和拳起义，而这一连串的狂飙，终于导致了清王朝的崩溃。
多尔逊认为，不应该把共产党对民俗的这种运用，看作只是制造或“整理”的宣传工具而不屑一顾，其实西方的民俗学家也曾声称他们可以对故事进行美化。
最后，多尔逊介绍了当时中国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特别提到云南民间文学考察团的活动。在1958年的6个月里，他们积累了10万多则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资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01个故事，结集为《云南各民族民间故事选》出版。1959年贾芝又编集了一部涉及范围广泛的《中国民间故事选》，全书包括31个民族的124个故事，其中只有47个故事属于汉族，其余均流传于少数民族当中。
民间史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云南民间文学考察队曾记录了16部民间叙事诗，1960年以来已经整理出版了其中的4部。多尔逊指出，这种近乎灭绝的民间叙事诗的形式，在西方民俗学家那里引起特殊的兴趣，主要是由于荷马史诗显赫地位的影响。而中国史诗，涉及宇宙创造、神灵与皇帝活动等因素的，自然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颂扬在奴隶制和封建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人民的自由爱情、生产劳动和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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