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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今年第10期的首打专栏，集我院民文所4位学者撰写的“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文萃为一辑，从不同的研究取向上阐述了口头传统的诸多学理性问题。前两篇文章一为我国主流文化中的强势语言和汉文书写的学术反思，一为讨论处于“边缘社会”的少数民族本土个案；后两篇文章，分别涉略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钩沉和西方口头理论经典著作的专题评述。该期的《编辑手记》从中国历史上的“言文之争”到专栏引出的口承─书写问题，对专栏文章进行了概要性的评述：“中国历史中围绕圣人经典的微言大义的争论是人们熟悉的故事；在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文学家们利用自己的方言、口语对抗帝国的普遍语言，最终通过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建构民族的认同。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近代民族语言的形成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朝戈金的文章提及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等理论的出现大概都与这一民族主义的历史有关。从“五四”时代收集民歌的运动，到三四十年代倡导大众语、民间形式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不止一次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口语、方言和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中。就像巴莫曲布嫫所描述的，在现实中，口语和书写语言总是相互纠缠，前者包含了对后者的模仿，后者包含了对前者的吸纳。例如，互联网和手机上短信息中的语言比报纸、书籍和其他印刷文化更接近口语。她对凉山彝区文化的发掘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与这个口头传统仍然起着极大作用的社会相比，中心城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传播极大地依赖于书写文化。在大量的历史著作中，精英阶层总是能够占据自己的位置，而那些普通人的记忆却总是消失于日常生活的流逝之中，以至于许多历史叙述看起来就像没有背景皮影戏，芸芸众生成了一片衬托几个影子的白色背景。因此口语与书写的关系也社会权力问题。……二十世纪的语言运动曾经以“言文一致”为目标，但在我们的书写文化中，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生动议论虽然切中时弊，却必不如大报或中心媒体更能引起注意。但为什么恰恰是这样的口头文化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真实呢？”这或许就是口头传统研究在当下社会话语权力问题上，带给我们的现实性启发之一。鉴于相关学界对“口头传统”研究尚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尤其是容易将之与“口述史”(Oral History)研究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就这组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综述，难免挂一漏万。
刘宗迪：《文字原是一张皮》
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
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
尹虎彬：《荷马与我们时代的故事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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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迪：《文字原是一张皮》
“言不尽意”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为传统诗论、画论等津津乐道，但历来学者对这一命题的言说和阐发仅仅关注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其实，这个命题本来还有另一半，就是“文不尽言”，在《周易·系辞传》中这两句话本来是相提并论的，与“言不尽意”相比，先秦学者更关心的是“文不尽言”，“文不尽言”谈论的是文字与语言的问题，意谓书面的文字无法穷尽口说的语言，相对于在先的口头语言而言，文字是有限的。这一命题最初是由庄子借“轮扁斫轮”的故事提出来的，轮扁说先王之书并非先王之道，而只是先王之糟粕，也就是说，文字只是一张皮。孟子论诗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前一句话说得其实也是文字与语言的差异问题。作者指出，先秦诸子之所以津津乐道于“文、言之辨”的话题，是因为战国时代正值华夏文明的轴心期，正经历着一场“文、言之变”的重大变局。汉字的产生虽然很早，但是只是在战国时期，书写才真正流通，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源远流长的口头传统随着世官制度的崩溃而断裂，口头传统被书写传统所代替，孟子所谓：“先王之迹熄则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的就是口头韵文传统被书面散文传统代替的文化变革。那些原本口耳相传、口头知识在被载诸书策的同时，也被与其原初语境相剥离，从而不可避免地遭到误解甚至遗忘，于是才有先秦诸子“文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忧患。战国之后，车同轨，书同文，书写日益普及，学者们日益沉湎于文字构筑的世界，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差异早被忘记，知识分子们早已没有了“文不尽言”的忧患，于是，只剩下“言不尽意”的玄学清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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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
彝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通过民间仪式生活的口头传播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器。彝族传统的书面文体形式均为韵文诗体，而未见有散文体作品存在。作者认为，彝文经籍的诗化，主要是基于易于记诵和口头传播的特殊要求，而阅读写定的彝文文献，可以从中发现这些书面典籍有其独特的口头程式；经籍文本的接受是在林林总总的宗教仪式与民间生活仪礼中完成，并且由集体听诵活动构成的；经籍文本通过仪式“声教”的口头传播走向民间，从而获得了充满生命活力的诗歌精神。作者以本土口承／书写传统为例，从田野个案重点阐释了口头论辩活动中的史诗演述规程。彝族诺苏支系的史诗传统“勒俄”(意为口耳相传族群叙事)作为“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不仅表现为史诗传统的书写文本有公／母之别，进入口头叙事之后还有黑／白之分；其文本性属与叙事界域取决于民间仪式生活(婚丧嫁娶与祭祖送灵)的口头论辩及其传承规范，文本呈现了史诗本事的原典性法则及其所规定的叙事“常项”，其更多的“变项”则将发生在口头演述的真实过程中。史诗演述人往往是在口承与书写两种文化传承中成长起来的。文字的掌握无疑是他们解读古雅深奥的史诗文本，掌握大量古代语汇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在史诗的习得、传承与演述能力的提高中，民间的歌诗传统如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仪式歌调等给予他们更多的创造性发挥。考察史诗传播——接受的动态过程，对理解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二重统一与双向互动，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田野研究视角。史诗演述人不但继承了本民族蔚为大观的歌诗传统，同样也继承了文化古制中的毕摩(祭司)口诵传统，他们秉承着传统的诗意手段，以民间论辩家的精神范式，在口头传承与书写文化之间搭接起了古老传统与现实生活之间看不见的审美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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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
作者全面系统的梳理了口头传统研究的主要理论。首先，对口头传统的定义重新加以认定——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最初的口头传统研究，是从狭义的口头传统入手的。口头传统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环节。“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对口头传统的认识和评述，传统绵长。对口头传统产生学术兴趣，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大理论”时期。让“口头传统”具备学科体系特征，是二十世纪学者们的贡献。作者主要提到三个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米尔曼·帕里和艾尔伯特·洛德创立了“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学说”，它关注于表演文本的阐释。它研究口头传统的方法，对相邻学科的启迪作用巨大。口头程式理论确实是“二十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少数民俗学理论之一”。“民族志诗学”的宗旨是检讨世界范围内文化传统中、尤其是无文字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诗学。“表演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叙事中语境的构成要素和作用，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它支配着作为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总而言之，口头传统的研究，究其实质，不仅是特定信息传播方式的研究，而且是知识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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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虎彬：《荷马与我们时代的故事歌手》
该文作为口头理论的力作《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的译后记，系统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的起源、发展状况。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学说”，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口传史诗叙事学在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口头传统诗歌的语言；传统的场景，即主题；还有故事模式。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共时性分析表明，创作和表演是同一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故事歌手》的作者洛德认为：口头诗歌的创作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的。口头传统有两层含义：首先指的是一个过程；其次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因此，口头诗学关注的是传统、表演和文本这三个要素。传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表演是共时性的事象，而文本是传统和表演交互作用的结果。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实践性特点，反映出口头诗学的实证主义学术范例是就活形态的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场记录、观察、研究、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歌手深深倚赖于传统，史诗歌手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从别人那里学会这支歌的，我唱的和他一样。”同时，洛德强调了歌手的能动作用，歌手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每一次表演都是原创的，口头文本的权威性是由表演到表演的稳定性程度决定的；表演是口头诗歌的核心，没有表演，口头叙事便不是传统；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口头诗学的文本性主要指史诗在主题、情节的完整性和叙事上的平衡性特点，随着口头史诗传统的演化而逐渐趋于定型。最后，作者提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古代文学的经典，如何看待民众的口头传统，民族的、道德的、情感的因素是否影响了科学的态度。”而“帕里─洛德学说”有助于深化我们的思考，推进中国的史诗学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网站2003-12-0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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