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受人类学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反映在历史研究上就是改变了其研究的方向和视野，使之把眼光开始从上层转向了下层。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对中国史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称之为发生了一个由时间到空间的转变。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线索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从方法论上观察，上个世纪80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由政治史、经济史垄断的状态开始向思想文化史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跟“文化热”的兴起等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90年代的重要转变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兴起，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各种时代思潮从什么样的角度影响到了史学方法和它的演变。金光忆老师也谈到了韩国的民俗学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所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么中国历史学界在80年代，基本是受现代化叙事的支配。这个逻辑背后有个什么样的口号在支配它呢?那就是“如果不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资格在地球上活着，我们肯定要被开除球籍”。所以我们要扑向“蓝色文明”(“蓝色”代表“西方”，我们自己是“黄色文明”)。在这样的口号支配下，历史学的研究受到“现代化什么都是好的”这一思潮影响很大，从而实现了从“革命史叙事”向“现代化叙事”的逻辑转换，而现代化逻辑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就是，经济作为动力可以带动其他因素的变化，经济发展了，文化和社会因素也随之会发生变化发展，经济指标达到了，整个文化也会随之向好的方面迈进。不过这个好的方面是以传统的牺牲为代价的，传统被扫荡得越彻底，传统被抛弃得越快，我们获得的成就可能会越大，文化的新生速度也就越快。

　　后来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下来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是：经济越发达，好像传统越来越呈复兴的状态。比如南方经济发达了，但是传统的宗族也大量地复兴了，像宗族族谱的重修，各种神庙的出现等等，这些现象跟我们80年代用现代化逻辑可以支配一切的预期正好相反，传统未随着经济发展而被抛弃，反而复兴了，这该如何解释呢?历史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面前突然出现了非常尴尬的中断，历史学也突然变得失语了!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人类学在这个时候及时出现了，我认为它的出现扮演了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人类学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自我再生和更新的能力。这个更新不一定是现代化带来的必然后果，而是通过借助现代化使传统在原来连续性的脉络上有所出新。

　　这个判断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具有决定性的启发作用。历史学也发现，原来那些传统不是沿着现代化的脉络一定必然要被清除的，它肯定有自己的再生机制。按人类学的方法来说，我们不是从上层，或者是从简单的思想史的脉络里寻找，而是必须从地区性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在一个社会底层的脉络里去寻找传统再生再造的基本根源和基本状态，这样的现状对中国史向区域史研究的转换带有强烈的启发意义。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学术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都会或多或少出现一种现象，即地方史研究的崛起尽管有外界的刺激带来动力，包括对历史感兴趣的很多人类学研究者和借助于人类学方法从事研究的一些历史学家的参与，但往往是在生活身份和研究对象之间相互契合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的。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很多地方史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个人的地方经验。也许这个概括有点以偏概全，但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某个群体来说还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具体而言，目前大多数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出生在南方，而且从事研究的地点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家乡，很多借助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区域史的学者也恰恰出生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个区域，比如现在很活跃的华南区域史研究群体中的主要学者大多是在这个地区出生或长期生活过，比如人类学者中有些人就长期在他们的田野研究区域内如福建泉州、莆田等地生活过，包括西南的一些人类学家，他们都有一些个人的地方经验。地方史的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受益或受制于这种经验，这种经验又在多大意义上促成了他们研究方法的转变?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此种角度来说，在地化研究的一大优势就是不必要像一个非在地化研究者一样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介入研究场域，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当地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事实上，人类学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研究者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介入到一个陌生化的地域中去学习那里的语言、经验和逐渐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之后再跳出来对这一区域空间进行分析和判断。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写序言时，提到费先生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他研究了一个文明社会而不是一个“野蛮社会”，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费孝通将一个外在身份转为一个内在的所谓“在地化”的身份。这种在地化的研究取向避免了人类学研究中一开始就预设好的殖民化前提，即通过外在者介入非西方社会后，其研究结果恰恰证实了其落后状态，从而验证了西方社会优越的合理性。当然，具有在地化身份的人类学家有很多，比如山东台州杨懋春，福建黄村林耀华、杨庆坤等等。这样崛起的地方史研究的诠释途径，就有了更为鲜明的在地化特性。它可以利用绵长的本地文化的资源提供的直接经验和他们熟悉的场景，为地方史研究和人类学区域研究提供滋养。这两者的结合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现象可以作为我们的分析对象。这可以和国际上提到的原居民人类学与对抗欧美人类学中心的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费孝通先生的被肯定也是因为他超越了我族中心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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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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