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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俗”呢？如前所述，以往民俗学界尽管在对民俗之“俗”内涵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但在民俗属于“传统”文化这一点上还不存在争议。就我国民俗学家的观点看，他们都特别强调民俗属于传承文化这一点。前边已经讲到，钟敬文指出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3］（P1）乌丙安在其《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则指出：“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6］（P7）陶立璠则称：“民俗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语言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民俗事象的学问。”[7]（P7）几位民俗学界前辈在为民俗或民俗学下定义时都突出强调了“俗”的传承性特点。就国外看，高丙中称：“特别热心于拓展民俗学的范围的职业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其民俗研究“仍然没有超出传统的民俗学，他的贡献只是做了一些不厌其烦的增补工作。”［1］（P59）可见，国外民俗学界也没有忽略“俗”的传承性或传统性特点。
如前所述，本人不赞成高丙中为扩大民俗内涵而抽掉“传统性”对“俗”的规定，因为这样就会使民俗的外延扩大到广阔无边，民俗学科也就失去了特定的研究范围，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基本条件。民俗学正是借助于对“民”与“俗”的规定，圈定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而对“俗”的规定正是主要通过将其定义为“传承”文化或“传统”文化而实现的。正是因为有了“传统性”或“传承性”的规定，我们才会把饺子、粽子，乃至大饼、油条看作民俗食品，而不会把麦当劳、肯德基快餐与我国的饮食民俗相联系；才会把先拜天地，后入洞房的传统婚礼看作民俗事象，而不把在教堂成婚看作中国人的婚姻民俗；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把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看作我们的民俗节日，而不把愚人节、情人节、圣诞节看作我们自己的民俗节日。总之，正是传承性或传统性等规定确定了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使其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最基本前提。就此，我以为民俗属于传承文化或传统文化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综上所述，本人以为高丙中为了保证“民俗学拥有充分的‘民’和‘俗’”，而对民俗概念所进行的无限制的扩充是不科学的。就其动机而言，违背了学术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其对民俗之“民”和民俗之“俗”的扩张性解释来看，这样会使民俗研究的对象失去独特性或封闭性，变得无边无际，漫无际涯。本人以为，民俗之“民”应该主要是指社会中、下层群众，虽不排除某些民俗事象为全民共享，但其全民性是有限的；而有关民俗之“俗”传承性或传统性的规定则是不能取消的。这样，就决定了民俗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下层文化，而且是一个民族的传承文化或传统文化，民俗研究的范围就具有了独特性或封闭性，民俗学才具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依据。那么，这样限定民俗学研究的领域，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文化又在消失，民俗学会不会出现生存危机呢？
本人以为，一个学科如果为时代所抛弃，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悄然隐退，而不应勉强支撑。但就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来讲，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各门学科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就我国来讲，大部分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建设落后于西方，但我们对本国史的研究则可能为西方所不及，因为我们有远较西方悠久的史学传统。就民俗学研究来看，我们起步晚于西方，又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至今在理论建设方面恐怕还落后于他们。但是，本人以为，我们与他们相比也有优势，优势之一就是我们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一优势决定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就目前看，虽然近年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农村地区还相当广大，十三亿人口中百分之七、八十生活在乡村。农村虽然也面对现代化冲击，但受全球化影响远较城市为小，传承文化在乡村仍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经常性的作用。刘锡诚在谈到民间文学今后在民间的传承趋势时曾说：“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的耕作方式可能由于科技的介入而发生变化，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归于消失；适应于口传文学传承和传播的传统的村落聚居方式可能会因为人口的流动方式而发生某些变化，但不会在短期内被‘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城镇居住模式所代替。总之，只要农民作为国家主体居民的格局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民间文学就依然会在民众（主要是农民）的传承中得以延续，在传承中得以发展。”［8］我以为刘锡诚所言不仅很有道理，而且还适合于用来说明整个民俗文化在未来的传承、传播趋势。再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境内有五十六个民族，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不同，它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风俗习惯也就自然不同，各民族在居住习惯、服饰、饮食、人生仪礼、婚丧嫁娶、宗教信仰、喜好禁忌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由此形成了我国各具特色、众采纷呈的民族民俗文化。我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某些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至今仍属于欠发达地区，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传统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钟敬文早就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有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还保留得相当完整”，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中国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科学理论[9]（P57）。从以上两个方面看，中国民俗学研究具有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至少目前还不会缺乏现实的关注对象。
从长远看，我也不认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会因研究对象的“促狭”而“前景不妙”。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将为我国文献民俗学研究提供永不枯竭的资源。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是较早发明文字的国家，更是较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我国有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从诸子百家、史学著作，到笔记小说、地方志文献，都有对古代社会民风民俗的记载，当然，还有《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这样一些集中记录古代风尚习俗的专门性著作，这些都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所记载的民俗文化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我国古代先民的生活、生存状况，了解今天的一些民风民俗与古代民风民俗之间的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或意义。这些丰富的典籍文献是我国民俗学研究永不枯竭的资源，将有助于保证我国民俗学研究的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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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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