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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胡吗个们“说不好”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 说不好”现代性。既然有一个传播史的过程，那么在今天，我们接受或拥有了怎样一种现代性？它的“肉体机理”是怎样的？而且，如果它有边界的话，其限度在哪里? 如果尚未确定或部分确定其边界，对它的“反思”又从何说起？
不止如此，同样重要的是，至少对人类学家来说，将“现代性”作为旅途的起点，这本身就是值得疑问的。既然我们愿意谈论“文化”，那么，站在一个相对极端的立场上说，是文化在说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说文化。“文化”既不因为现代性而存在，也不因为现代性而消失。在人类学部落的本土逻辑中，这种关系好比是乌鸦与战争，它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原始分类，而不属于同一个类别的事物是不能比较的。
可是，真不幸，由于我们自己的道德，乌鸦和战争成了一对。造成这种扭曲的关系，恰好是由于我们自己在战争中感到的危机，由此，原本作为情境的东西竟然毫无滞碍地变成了研究对象。在这种错位中， 当我们还在批评某种(并不仅限于“西方的”) 中心主义时，同样一种人类学观念就已经在当下的抵制和批评行为中成功地潜入了。我们不断地向他人，也向自己表白，“农民”或“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化……但我们究竟是在说服谁呢？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农民”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农民”自己也知道，就像胡吗个所唱的那样，是我们自己陷入了焦虑。看来，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文化，“表白”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模式。如果文化的森林本如此多样与繁茂，如果文化始终处在历史的转型当中，那么，不妨从文化(或历史) 本身而不是文化以外来说事。
我们不是未来学家，不知道人类学家将来会戴着怎样一副面具参加学术部落的庆典，但是……但愿人类学家不会变为一种自私又自利的单面人，在高张捍卫其他人民和文化的旗帜下只肯关心自己的命运。
参考文献：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1998/1986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
马歇尔·萨林斯，2000 ， 《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
福柯，1997 ， 《什么是启蒙?》，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6 期。
Lev-Strauss ，Claude 1966 ，“Anthropology : Its Achievement and Future.”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 7 No . 2.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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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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