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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是一个大问题。就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方面，包括建立这个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旨趣、目的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近年来，我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现在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建立学派的必要性
中国民俗学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来讲，也是一种中国学派，外国人也就这样看我们。但我们过去并没有从学术意识上来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在文字上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国学派；或者明确地说，我们是中国学派。中国民俗学与外国的理论能不能接轨？这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加以考虑。从大体上说，文化交流，对双方都是好事，彼此也越来越欢迎。但说到不同文化的接轨，就要考虑接轨的对象。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和对它的学术研究，要去跟外国的理论接轨，这比起一般自然科学的对外交流，肯定是有其特殊的地方的。就民俗学而言，可能有些方面想去接轨，有时候就不一定接得很好；可能你想接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搭不上；也可能他想接轨，但在我们看来，又说不到点子上。这是由各自的人民生活、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思维习惯和学术发展史等的不同所造成的。所以，中国民俗学要发展，主要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⒈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
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的历史很长，从先秦到现代科学民俗学建立之前，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史前史。在这一时期，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对民俗事象的理性认识。所谓的“学”，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有了理性的认识，就有了科学的萌芽。这个问题，由于时间的限制，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谈了。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诞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这是一般的看法。
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的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因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等于古代的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原来封侯分疆的各国出现了逐雄争霸的趋势，彼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民俗社会等各方面，都经历了碰撞、冲突和结盟的过程。当时的游说之风大炽，便是出于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需要而发生的一种新知识的生产形态。在这种背景下蜂拥而起的诸子学说，既有经典文化的精华，又大量借用了民间文学的作品和观念，在理论上都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
在中国的晚清时期，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亚洲和非洲等的许多国家，直至一战爆发，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动荡。它激发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情绪，也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梁启超、严复、黄遵宪、蒋自由、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成了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他们在知识上学贯中西；但在实践上却强调西学中用，服务于本民族的国家社会的改造，为此，他们对于民俗也有了比过去时代不同的看法，发现了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所大力提倡的新思潮、新文化里面的一个“新”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他们当时阐释民俗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借鉴了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的学说，则显示了近代学术的性质。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俗的理性认识，和春秋时代一样，是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时期的产物；但在性质上，两者又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晚清时期的民俗学，是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相接续的，它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四前后兴起的北大歌谣学运动，在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上，迈出了学科独立的第一步。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国民俗学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中、西对话，取长补短，建设四化，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中国民俗学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和学术成果上，尽管也吸收了一些外来学说，但还是大多体现了自己的特点。比起百年前的学术史，它现在的成长，叫过了18岁，到了成人期。它的经历说明，一门新学科在中国的确立，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民族根基。
⒉建立学派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仅在民俗现象上，就是在理论上，在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加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如果不夸口的话，我们能够证明，中国在她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下，所决定或所产生的一种民俗学，是带有中国烙印、或者带有强烈的中国特点的。当然，这包括了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社会阶段所带有的一些国情特点。
那么，今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过去这种学科意识不大自觉、或不够强烈的情况，提高认识它的自觉性？是否应该研究中国民俗学向哪里发展？研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相比，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特别对中、外现代文化科学的交流、碰撞、融汇和矛盾，我们应该做出怎样适当的反应？以及是否应该对本国民俗学的历史做出如实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民俗学是不是有自己独自发生的问题？等等。总之，一个带有总体性质的问题是：虽然经过近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的民俗学，但从主要点来看，我们却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就是中国学派？这些问题，近些年我经常想起。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起来，他们也大都赞成这个提法。其实，我们本来也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不过是现在要更自觉地去走罢了。走自己的路，不等于一定要同人家打架，而是要有主体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民族，一门学问有上千年的历史，到今天，还不能自己走路，这是说不通的，更不要说如此能够促进它的健康发展。
⒊避免学术进程中的某些偏离正轨的倾向
现代中国民俗学能够从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是借助了当时输入的西学的推动；在学科建设的的早期，我们也经历了向外国理论描红格子的阶段。但现在我们已经成人了，过了18岁，难道还要描红格子吗？假如不描红格子，那就要自主。但我说过，自主不是排他，人家也可以自主。中外民俗学的发展应该互相尊重。但是，有一点就是，中国民俗学同外国民俗学的关系，不是一种主仆的关系，或君臣的关系。我经常讲，我们的民俗学不应该是外国民俗学的派出所。但这并不是不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是学习的出路，只能是发展我们自己。根据这样的思路，我想，对待外来的理论，哪怕它再高明，也不能老在那里跟从、模仿。中国民俗学者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本民族学科的建设上来，这是一条学术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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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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