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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集体化时代村庄档案一瞥
众所周知，山西是中国地上文物留存最多的省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晋祠难老泉流
淌着桐叶封弟的故事，云冈石窟见证了民族融合的历史，关羽成为顶礼膜拜的武圣，如今一个个晋商大院游人摩肩接踵，领略晋商票号富可敌国的辉煌。山西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各地留存了明清以来丰富的碑刻、档案等资料，为开展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近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行龙教授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注重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建设，尤其是搜集了上百万件的集体化时期基层档案，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恰逢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部分在京学者谈新书，论新知，就如何研究山西的区域社会，如何就山西的经验提炼普遍性的论题等，书里书外，各抒己见。这里以问题为中心，对座谈会的部分内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社会史研究中山西经验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复兴。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方兴未艾。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正是体现和反映区域社会史研究探索和思考历程的著作。虞和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认为该书涉及面很广，探讨了水利社会、集体化时代、村庄研究、绅商与地方社会、秧歌、竹枝词、商号账册等内容，从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到一些具体的史实研究、专题性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实现了社会史研究从文献资料到文献与田野的结合，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成绩。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认为本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20年来探索前行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史研究走向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从内容而言是全方位的历史，从时段而言下延到集体化，本书超越已有规范学科的边界，超越旧有学科的年代和时限，标志着中国社会史发展到现在已日趋成熟，建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范式已见雏形。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指出文学上山西有“山药蛋派”，由衷地期盼形成社会史研究的山西学派，并呼吁全国的社会史研究要多出学派，形成各家特色。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认为行龙的新著的意义在于它是从区域、地方来反思国族中心论。他认为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即国族的历史、大众的历史，标志着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这种把西方“国族主义”历史观移植到中国以后，建构了一个国家、民族的概念，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嵌套历史，形成以国族为中心的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的一种历史叙事。如何从国族史学回归到传统史学的脉络当中，可以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作为，这需要史学界的努力和反思。他还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阶段，其实就体现了对国族中心论的反思。其一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具有最重要的开拓性，它说明一个民族不可能单独存在，孤独地生活在疆域内，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国族史，进入世界文明史这样一个宏大的框架。其二是历史民族志，年鉴学派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变得越来越精细，出现了地方的历史，地方历史同样是对国族历史的反叛。其三是心态史，身体可能局限于疆域，具有地方性，但心态则不受身体的局限，超越地方、疆域。这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反思国族中心论是有启发的。
区域社会史研究诚然体现了地方特色，从区域角度研究历史也能获取新的理解和认识，但区域社会史研究既要立足区域又能超越区域，应当处理好区域和整体、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可以说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共识。那么，山西区域社会史如何凝炼研究特色、拓展研究领域、提升理论水平、更富学术贡献？
山西社会史的特色是什么？“水利社会”是近年来行龙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走向田野与社会》所占篇幅较大，与会学者对此印象深刻，讨论集中而热烈。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谈及个人经历，现在太原一些地方对供水实行控制，历史时期太原水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要控制水？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从现实反馈到历史，水资源可能支配山西社会的经济文化。从区域的角度来看，行龙的著作以水为中心，至少三分之一的篇幅谈水，已经做出了特色，区域特色还有待观察，但是非常有前景和希望。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肯定了“水利社会”研究体现的区域特色和“环境史”取向。他认为不同区域的差别，恰恰在于环境，这可能就是区域史的特色所在。相较山西而言，南方就不是这样缺水，而是水多，泛滥成灾，水灾的碑刻特别多。从“水利社会”得出的印象是，水利碑刻、文献大量留存，这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决定了山西地方特色。
虞和平指出，虽然社会经济史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按照他的理解，经济和社会二者密不可分，社会经济史既应该注重经济表象，同时又关注制约经济的社会因素，包括文化的东西，当然这种文化并不是漫无边界。在他看来，行龙的“水利社会”研究，社会经济史的色彩浓厚。他所受的启发是，水资源对人的生产、生活影响大，延伸到社会管理，延伸到经济。如果在研究中从水讲到社会，从水讲到经济，合成社会、经济两翼，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可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意义。
有的学者则从不同视角发表了对山西区域特色的一些看法，他们的共识是山西在社会史研究中具有多种标本意义。围绕这些特色，抱持从区域走向整体，从特殊走向一般的学术自觉，可能产生一些具有全国意义的研究成果。刘志琴指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首先要了解山西。“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社会第一次大的转型。到了战国后期，从井田制转向私有制，出现了第一批中国的改革家。在封建社会末期，商人资本在山西是很发达的，山西做陆商，经营票号，发展形态最高。晋商资本可能次于徽商，但是层次高于徽商。晋商没有转成资本主义，对于山西可喜又可悲。从封建社会的一头一尾、兴亡两端，山西都值得研究。她还指出，关帝是山西对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关帝对底层民众影响广泛，针对山西关帝研究薄弱状况，她呼吁要加强研究。王铭铭仍然从反思国族中心的历史出发，认为山西地处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交接的地带，它在古代和中原以至于河西走廊都有联系，显然不是可以用国家、社会的概念来研究的，如果对处于中间地带的山西开展心态史研究，会有一种别样的意境。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到自身研究金史的困惑，这种困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山西特色。他指出金史研究存在两个脉络，一个是女真族把它当作民族史，关注女真族原住地的历史，女真文字很少有人能懂。另一方面金政权占据了黄淮以北后，这块区域不归宋政权管辖，结果金史、宋史都遗漏了这一区域，导致很多问题得不到解释。结合行龙书中有关集体化的研究，他对近现代山西特色发表了一些见解。他指出山西很多地区是老区，两边挨山的都是老区，老根据地实行的政策，包括土改等，其实和东北等新解放区相比，山西是一个发源地，1949年以后实施的制度也延续了老根据地的一些做法。
区域社会史如何与人类学对话？
学者们指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将在社会史研究持续。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已经做出了特色，做出了成绩，山西大学近年来坚持“走向田野与社会”，发展很快，都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场景。从区域出发，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对话可能呈现不同的面向，如华南对宗族、国家与社会的关注较多，表现出对历史民族志的追求，而山西体现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的特色。王铭铭指出，所有的科学都是历史，尽管历史学家可以拿出材料来吓人，但所有的材料都是用来说思想的。人类学家提倡“深描”，浓厚的描述，历史材料如果没有浓厚的描述，而只是铺陈，只会给西方作注解。赵世瑜则结合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强调山西大学搜集、整理了大批第一手资料，当时一些人类学家没有看到过，这是今后区域社会史发展的一大特色。从这些资料出发可能研究的是其它地方同类的问题，但可以揭示很多东西。它的意义即可以和江南的研究对话，同时可以和人类学对话。历史学如何与人类学对话，让人类学觉得我们不仅是个实验场，他们怎么能从历史学中学习一点东西，在于我们能拿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杨念群提出了一些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区域社会史研究都在强调特色，过于突出特色，每个地方都有特色，怎么整合？怎样把地方特色普遍化？国族不能完全是解构，否则历史被完全消解了，没有力量，没有意义。如果把地方放在一个历史脉络里，采取跨区域的研究，还是有一个“地方”存在。能否运用比较的视角，如江南模式、关中模式等，以此作为一个支点，也可以讨论。就山西而言，如果完全不是从山西的角度来谈，而是同时把山西的特色结合周边的地区加以比较，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区域社会史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精细，形成了两个路径，要么是解构国族，要么局限在区域，如何实现突破，这是大家都要思考的。
集体化时代档案的整理与利用
《走向田野与社会》一书反映了行龙近年来对集体化时代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中介绍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大力开展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会学者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同时就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的科学整理、资源共享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虞和平把山西大学搜集的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比作“贵金属矿”。潘振平（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指出，在开展研究、解读资料前要对这些档案有一个系统、科学整理的方法，可以借鉴相关学科和一些学术机构的做法。杨念群建议先整理出一个分类目录，然后把分类目录进一步划分，邀请一些专家对分类目录进行充分论证。徐思彦（《历史研究》主编）认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搜集、整理集体化时代的档案资料，对学界做了一件非常好的、有益的工作。她认为这些档案资料要走出山西大学，成为学界共享的学术资源，要朝着建设成为一个中国的、世界性的资料中心的目标迈进，建议档案资料要实现数字化，甚至可以采取国际合作的形式。
（《走向田野与社会》，行龙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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