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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常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人文研究不同于科学研究，大概范式的转换也不同，总之没那么伟大。
最近应邀参加了一个关于“牛郎织女传说”五卷本的首发式和讨论会，会上听了很多高见。一些朋友批评现在很多研究是在炒冷饭，我很同意，当然这也不是这一个领域的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明明在原有的路数上已经没话说，还偏偏要一遍遍地讲，难免大家厌烦。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让大家厌烦，于是干脆溜之乎也。有些话放到这里，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
“没话找话”，本是贬义的说法，其实要看怎么理解。一种做法做到头，就是没话了，如果没这个意识，还觉得有话，大概脑子就有点不清楚了。没话以后怎么办?就要找话，怎么找呢?要找不同的说话路数，路数和以前不同了，那些话可能就有了点新意。这大约就是人文研究的范式“革命”。就这么简单。
说话容易做事难。
这个会的缘起是山东沂源县做起来的。沂源这个地方古代有个织女洞，后来隔着沂河又建了一座牛郎庙。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姓孙氏，自称牛郎的后代，于是这个村便叫牛郎官庄。山东大学民俗学所的师生发现了这个地方的丰富民间文化，来做了多次调查，并且开过一次国际讨论会，最后有了我们面前的这套成果。
牛郎织女传说是全国各地多见的，是七夕传说的主要内容，身列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谁也不能肯定说，沂源就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或者是这个传说的源头。但是问题在于，过去脱离了一个具体的生活情境或者历史的语境，如何讨论这个传说呢?无非有三(或更多?)：传说的起源、母题与异文、文化意义。这些研究只与文本有关，而与人及其生活无关。
试想，如果没有人，这些传说有什么用?不理解人，理解这些传说有什么用?能真正理解这些传说吗?“沂源的牛郎织女研究”，而非脱离具体时空的牛郎织女研究，意义就在这里。虽然，我们不好像地方上那样给沂源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之乡”，但它却可以是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之乡，因为这个传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具体化、生活化，无论是在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现实的层面上，甚而是在传承与变异的意义上。
山大的师生们基本上是全方位地搜集了本地的资料：碑刻、族谱、传说、戏曲、宝卷、仪式。这种资料搜集的路子本身就已经超越了过去民间文学研究的框框。我没去过那里做调查，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启示还是有的。从五卷本提供的资料中，我至少看到两点：一是同一语境下的不同话语，二是不同历史时段下的不同建构。
这里最早的碑刻是北宋元丰四年的。碑上题写的地名是沂州沂水县积善乡西李上保(《沂源民俗》上说唐宋时期沂水县属莒州，看来不确)，这个保应该是王安石实行保甲法的产物。碑文中出现的另一个地名是刁村，总之没有牛郎官庄这个名称。宋代没有这个村庄的名称也好理解，但在金代和明代的碑刻中也没有出现过牛郎官庄!难道本村民国《沂水孙氏宗谱略》中记载祖先明末迁到牛郎官庄的说法不实吗?更离奇的是，在清代的碑刻中，有附近的各个村庄名称，却基本不见牛郎官庄的名称，只有清末光绪二十一年的一通碑刻碑阴题名之最后，出现了“牛郎”!
道理何在呢?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村名何时出现——也许不会很早——但显然没有理由怀疑它自清代以来的存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织女洞及其附属寺庙主要并不是与牛郎官庄存在联系，而是更大范围的村落的祭祀场所。
明代的碑文中说，根据志书，唐代人听山洞里的滴水声很像织布机的轧轧声，于是命名其为织女洞。这个说法其实很简朴自然，没有那些很传奇的说法。但北宋的碑文中还看不到织女传说的痕迹。文字很像魏晋隋唐时期的造像记，为“大宋天子”、“赵王”祈福，为天下祈福，还有“众生垢重，何人无罪，何者无愆”这类佛教观念。此外，主事者分别为都维那、维那等，说明立碑者均为佛社。金贞祐墓塔虽在大贤山上，似乎与此织女传说也无甚关系，只是说明此时道教势力开始进入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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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老赵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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