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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调查百年：学人、田野与学科
作者简介：鞠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北京乡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研究，作为主要作者著有《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多卷本），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内城宗教金石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2BZJ05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以来北京民间信仰与城市空间研究（15CZJ020）”（已结项）等。
王小萌，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北京民间文化。
1925年，顾颉刚先生率队调查妙峰山庙会，这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到民间去”的学术尝试；2025年，妙峰山依然香火旺盛，中国民俗学亦仍把妙峰山视为自己的“圣地”。回望中国民俗学百年来时路，在“顾颉刚妙峰山调查百年纪念工作坊”中，13位发言者围绕学人、田野、学科三个话题展开讨论：谁是民俗学者？民俗学的田野是怎样的？民俗学又是一门怎样的学科？潜藏在这些讨论背后，“民俗何为”是所有与会者共有的问题意识。
民俗学将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视为学科开端之标志性事件，但顾颉刚是民俗学者吗？他为民俗学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回到民俗学的初创时期，当代学者讨论的是顾颉刚的精神遗产，实际上也触及了民俗学的学科边界与学科气质的根本性问题。
的确，顾颉刚首先是历史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李扬通过重读顾颉刚1924年《研究古史的计划》、1926年《古史辨自序》及1950年《我的治学计划》这三部文本，认为顾颉刚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有着清晰的史学本位认知。妙峰山调研并不是民俗学取向的，顾颉刚真正“走向民间”的时间事实上更晚。李扬提出，就学科性而言，顾颉刚是史学本位的学者，民俗学虽然为他提供了研究方法，但其研究核心仍聚焦于古史。不过，1931年的华北四省调查促使顾颉刚开始真正走向民间。从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研究转向20世纪30年代的亲身参与和实践，他对“民间”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这为他接下来的学术转向奠定了基础。
那么，顾颉刚不是民俗学者吗？妙峰山调查在顾颉刚本人的学术生涯中占有何种地位，又应如何整体性地理解顾颉刚的学术？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学科性”：这是某种稳定的边界，抑或只是历史性的存在？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同意顾颉刚并不是民俗学研究，或者说，他没有着力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去理解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他指出，顾颉刚调查妙峰山的目的是从人的生活世界出发反思文本材料，这一方法与学术贡献并非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对民俗学产生影响。他以自己对《柳毅传》的研究和施爱东对“沉东京”等传说的研究为例，指出这些研究继承顾颉刚的传统，都来自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怀，无论这些文本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必须从人的行为去理解。赵世瑜强调，顾颉刚的确以史学家著称，其“古史辨派”也是史学学术流派，但顾颉刚的方法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文本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限于某个学科，顾颉刚不仅不局限于以文献批评文献，即传统的文献学方法，也不限于以口头文本去批评书写文本，而且是从民众的生活实践出发去理解和重释口头的和文字的文本，这正是不同学科纪念顾颉刚妙峰山香会调查百年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建立学科往往就意味着剪裁现实：对一个学科而言最核心的那些关键概念，当其作为分析性范畴存在时，必然意味着它们并非民间的真实。民俗学以追求“生活性”为己任，对概念与生活之间的差距尤为敏感，这或许正是这门学科难以确定其学科边界与核心理论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副教授祝鹏程对“叙事诗”概念的讨论正反映了这一悖论。作为民间文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叙事诗”最初源于胡适等人对西方史诗的译介，因中国（尤其汉族）缺乏直接对应物而用“故事诗”“叙事诗”来指代。随后，通过郑振铎、顾颉刚等学者的推动，以及后续《民间文学概论》等著述的经典化，“民间叙事诗”逐渐成为学科重要概念。然而，民间实践者区分“歌”与“诗”，“叙事诗”这一概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民间文本。祝鹏程强调，或许，比起某种特定研究方法或理论概念，当代民俗学者更应该继承的，首先是顾颉刚的反思意识与反思精神。民俗学的气质，应是更努力贴切、全面地理解民间，同时警惕自身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局限。
“叙事诗”概念如此，“民”与“民间”的概念也同样如此。中央民族大学讲师赵满儿由顾颉刚“史学的民俗学”出发，从妙峰山研究的意义引申到对“民”的理解。她认为，五四以来如何理解“民”与“民间”的问题既源于学理，又受政治实践驱动。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诞生于“到民间去”的浪潮中，这使得关注民众生活成为一种研究传统，同时也使得妙峰山研究始终具有民间社会秩序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对妙峰山庙会与香会的理解中通常缺少军事传统这一层面，而这正是理解南方类似信俗的关键。从这种南北研究分野中，或许同样能看出顾颉刚妙峰山调查的强大影响。
妙峰山调查开创了庙会与民间信仰研究的传统，至今仍是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切口。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吴丽平编辑所说，从妙峰山调查开始，庙会研究就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具有跨越地域的整合性意义，不断滋养不同区域、不同范式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妙峰山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庙会的“原型”，它在百年间的变迁也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妙峰山庙会自身的变迁同样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话题，尤其是今年庙会上文会减少，茶棚移位，“喜神咖啡”出现，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这是顺应民众消费需求的积极调试，还是香会群体的遗憾妥协？民俗学者应该超然于各方利益之上，关注宏大历史中的文明整体？抑或坚守民众革命的立场，不忘自己的小民初心？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青仁通过回顾自己的妙峰山香会研究，指出妙峰山的变迁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他认为，民俗是一种交流性实践，其所建构的并非对抗性的关系，而是跨越阶层与立场的文化表达。因此，民俗学应从文明视野出发，反思西方范式，参与对文明本体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岳永逸肯定了张青仁教授对妙峰山研究的热情，但却以批判性视角表达了不同的态度。他认为，在各权力主体的博弈下，今年妙峰山的庙会景观明显重组。此时回看顾颉刚的妙峰山研究，更能体会到“风”之流变性，也更应继承顾颉刚的自我启蒙精神，站在民众本位上进行学术研究。
在妙峰山上“表演”的各方不仅有前台的香客与香会，也有后台的政府、企业和学者。延续商业化与景观化这一话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讲师王文超从文化治理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他介绍了门头沟区政府近年来在推动文旅融合及打造妙峰山景区方面的系列举措，解释了国企在景区联动及庙会发展中的行动思路及其治理逻辑，认可了区政府及区级国企在妙峰山民俗活动的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传统民俗与消费场景相结合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施爱东研究员则讲述了中国民俗学会参与“妙峰山调查百年纪念”筹备工作的经历，呈现出管理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的落差。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标志性事件，此次百年纪念活动中，中国民俗学会却于无奈中留有遗憾。其间种种故事不仅折射出当下围绕妙峰山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博弈，也是民俗学“到民间去”之复杂历程的缩影。
妙峰山在变，民俗学也在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就是它最不可忽视的一变。在今天的妙峰山田野中，学者们不仅持续追踪庙会本身的轨迹，同时也在积极思考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路径。“非遗进校园”作为非遗传承的主流路径之一，其传承效果一直受到争议。但学者们注意到，今年香会成员中儿童比例明显增高，甚至出现全由幼儿担纲表演的花会。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贺少雅基于自己近年来在京津冀地区的花会调查，讨论了妙峰山香会的传承问题。她重点以六郎庄五虎棍、西北旺幼童狮子会等非遗项目为例，在承认香会传承困境的同时，认为“非遗进校园”等措施路径相当具有可行性。
在有关学人与田野的主题讨论之后，学者们最终将目光集中于中国民俗学学科自身。妙峰山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祥地”，不仅引起了与会者们对于顾颉刚学术道路与妙峰山学术史的回顾，同时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当今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史应如何书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巧晖通过梳理20世纪30至50年代的民俗学学术史，发现对顾颉刚学术道路的解读中存在符号化倾向，而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遗产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研究存在不足。这不是个例，同一时期民俗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者的多元复杂性都在不同程度上被遮蔽。例如，当下学术界对“古史辨”范式的偏重，忽略了学术遗产内部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更导致了对学术史中细致脉络的轻视。
回顾学术史是为了建设新学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丽延续毛巧晖的话题，站在民间文学的学科本位上，反思了民间文学缺乏系统的田野方法论的问题，也指出当下中国学界对田野伦理的关注与讨论不足。她进一步指出，民俗学及民间文学不应在圈内固步自封，应当思考本学科能对其他学科做出怎样的贡献。关于这一问题，中央美术学院段牛斗老师带来艺术研究的跨学科思考。他从民俗学对民间美术的影响出发，指出目前对民间美术的学术史关注不够，缺少研究和总结。他认为，美术研究应当继续发掘图像的历史价值，并加入社会、文化视野；在普遍关注非遗保护的社会背景下，仍然需要重视民俗学的基本方法。
在顾颉刚妙峰山调查百年之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人、田野与学科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此次工作坊的学人们，既沿着顾颉刚的足迹再次走回田野，也在百年学科史中思考学科性。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鞠熙在工作坊的总结中所说，此次工作坊既开放，又亲密。其间既有江湖与八卦的交织，又有学科内外的对话；既专注于“金顶”而穿越百年学术的聚散分合，又通过回顾历史以反思正在变化的当下。如果说顾颉刚当年在妙峰山上看到了中国的社与会，那我们今天不仅看见了乡土、看见了社会，还看见了遗产、学科与文明。这或许正是中国民俗学百年学术共同体之生命力的体现。
（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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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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