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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民间”的多种面向
作者简介：赵满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双聘）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民间信仰。在《开放时代》《社会科学战线》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到民间去！”20世纪初，诸多社会问题的研究、社会改造的实践都是这一风潮的组成部分，民俗学的发展也是其中一环。1925年4月，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对妙峰山庙会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调查，距今100年整。他们的调查成果先刊于《京报副刊》的《妙峰山进香专号》，后结集为《妙峰山》，成为民俗学的经典文献。百年来，学者们常在追忆、纪念这一调查，2005年5月，“中国民俗学调查纪念碑”在妙峰山上揭幕，盛赞其为“开中国现代民俗学有组织的田野调查之先河”。
然而，在《妙峰山》发表之初，它曾一度颇受冷遇。学者袁先欣详细梳理了其间的来龙去脉：《妙峰山进香专号》连载期间，正逢五卅事件爆发，抗议、示威等社会运动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引发了持续的热烈争论。相形之下，妙峰山的民俗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视为五四以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从融合到分离之趋势的一种表现，文化运动逐渐走向学术化、专业化，而社会运动则更具政治性。尽管顾颉刚试图在妙峰山的研究中保持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但最终并未完全实现他的设想。妙峰山在学术史上的位置，还要等到后来学科的逐步发展，才得以彰显出来。
民俗学包含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双重意义，与思想史上的“救亡—启蒙”的二元结构上有着相似之处，与“民间”这一概念中隐藏的矛盾也是同构的。“民间”关涉现代国家建设所具备的两种迫切需求，“一边要否定国民的精神构成以便改造国民成为新的公民，一边要肯定国民的精神构成以便证明他们是代表历史的人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性使得“民间”的意义变得格外复杂，它一方面代表了与外来文化相对的“内”，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与现代文化相对的“古”。此外，沿着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线索来说，“民间”还存在另一层意涵，如顾颉刚在1928年《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所说的“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它代表着与传统上层精英的史学相对的“下”，也就是民众的史学。
在不同学科的学术史书写之中，顾颉刚所开启的民俗调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过，这一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民俗学的”，是个难以泾渭分明的问题。杨堃将中国现代民俗学划分为“趣味的与文学的民俗学”“新史学的民俗学”和“进化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后来，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研究又被称为“社会学的民俗学”，顾颉刚的研究方法例属“史学的民俗学”。而在社会学的学科史中，这一时期的学派主要被划分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的“南派”，和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的“北派”。这些不同学科在立身之初，无疑有着各自的来源，但是这些纷繁的潜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汇聚到对同一个群体的关注，就是“民”和“民间”。
顾颉刚作为“史学的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开创者，延续新史学的思想志趣，他将妙峰山的研究目的概括为“第一，在社会运动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本来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朝山进香，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第二，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从前的学问的领土何等窄狭，它的对象只限于书本，书本又只以经书为主体……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在这一倡议之中，主要的视角是“民”所表达的上下之别的维度。
其后，在顾颉刚为奉宽《妙峰山琐记》所作的序言中又说：“今年五月中，我和建功先生们又到妙峰山去了。进香的人萧条得很，远比不上那一年。大约这种风俗，一因生计的艰难，再因民智的开通，快要消灭了。我们赶紧还是起来注意这垂尽的余焰罢！”此时，“民智的开通”被视为一种与庙会进香风俗相抵牾的风潮，“民”所蕴含的今古区隔的意义也相应地呈现出来。
这两段话语都是顾颉刚对于妙峰山研究之意义的表述，其中却显示出一定的矛盾性，“民”一方面是高度活跃且具有研究价值的民众，可以开拓不同于上层精英的视野；同时也是传统风俗的承载者，而这些风俗一定程度上随着现代化进程正走向萧条。
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的培养就是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的核心环节，国民、公民、人民等不同的概念，共同构成了对民和民间的多面理解。在这个长期变动的思想史中，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境，人们的主要关注点都会向着不同的侧面倾斜，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回溯学科史时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妙峰山调查开启了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学术路径，它的影响力遍及诸多学科，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从“到民间去”而来的“眼光向下”的视角，也成为贯穿于后世民间信仰研究的一条重要的思路。不过，正是这样一种关注民众生活和民间社会秩序的视角，促使学者们走向国家的“边缘地区”，这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往往被认为较少受到官方的直接控制，其社会组织和仪式实践中能够更多地展现出民间社会的能动性和运行机制。“华南学派”的兴起即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20世纪初期顾颉刚在《民俗周刊》的工作也被追溯为华南学派的先声。与此相对的是，妙峰山作为邻近明清两代政治中心的信仰场所，民间信仰与国家统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边缘”日渐成为“民间”视野所关注的重要场域时，妙峰山也许能够再度提供一些不同的线索和视角。
自五四运动以来，如何理解“民”与“民间”，既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更是被救亡与启蒙的实际需求所驱动。因此，研究者们不断地试图从不同的路径中寻找合适的理解和实践的方式，最终使中国的民俗学呈现出与西方民俗学传统颇为不同的面貌，它容纳了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在今天，民俗学的学术史书写中，不断提及打破学科壁垒，以及建立学科主体性的问题，或许，如何理解“民”中叠合的矛盾结构，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溯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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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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