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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妙峰山理解民俗与文明
作者简介：张青仁，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俗学、人类学与世界民族。
学界多将1925年顾颉刚率领北京大学国学门同仁的对妙峰山庙会的调查视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第一次有组织的田野调查”，并高度评价妙峰山调查对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开创性贡献。毋庸置疑，顾颉刚以及北京大学同仁对妙峰山庙会的研究不仅标志着“向下看”的学术转向，也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独特的理论基础。然而，如果只是将妙峰山调查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田野调查“起点”，难免遮蔽了妙峰山调查复杂的历史语境与多维度的学术意涵。有必要对妙峰山调查的深远影响进行更为多维和系统的探讨，揭示妙峰山调查在中国民俗学形成与发展的复杂内涵。
作为20世纪20年代“到民间去”运动的重要实践，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延续了自北大歌谣运动以来的启蒙传统，承载着知识分子通过民间社会的考察开启民智、揭示中国社会底层力量的深刻意图。因此，顾颉刚在妙峰山的调查中着重考察了香会的运作机制。他抄录了进香香会的会启，详细记录了香会朝顶的仪式流程，分析了集体香会朝山进香的机制。通过对这些民俗活动的细致观察，顾颉刚看到了民间社会的活力与凝聚力，尤其是在集体香会克服种种困难后，成功地完成了进香活动，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令他深感震撼。他发出了“他们的组织是何等的精密”的感慨，并认为“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
正是在对妙峰山香会组织集体主义精神的肯定中，“圣贤”与“民间”的议题开始出现在顾颉刚思想中，并推动着顾颉刚对中国社会认识论的变化。在《妙峰山》序言里，顾颉刚提到社会的研究，认为，“社会（祀社神之集会）的旧仪，现在差不多已经停止，但实际上，乡村祭神的节会，迎神送祟的赛会，朝山进香的香会，都是社会的变相……这使得我对春秋时期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了解。”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顾颉刚阐述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如果把《广列女传》中叙述的看作孟姜故事的真实，把唱本、小说戏本看作怪诞不经之谈，固然是去伪存真之好意，但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无论是妙峰山，抑或是孟姜女故事的研究，顾颉刚聚焦的是中国社会中士大夫阶层与民间社会的区隔以及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种是士大夫阶层的书面传统，一种是底层大众传承的民间传统，这构成中国社会并行不悖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一直存在重文史、轻民间的现象，由此导致对民间知识的忽视和对荒诞不经的指控。然而，民间社会的知识却是大多数民众的认知，它构成了民间活力的来源。顾颉刚主张研究民众的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民俗学基本的研究范畴与研究使命。在其到达中山大学后，更呼吁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民间文化。可以说，顾颉刚对于民众主体地位的肯定，对于民间知识合法性的确立，具备着一定的革命性意义。然而，顾颉刚对于民间文化的认知，却也深受20世纪初复杂的社会运动的支配，由此表现出启蒙、改造与挖掘的张力关系，这使得其缺乏对民间文化整体性的价值评价，缺乏对民间文化之于中国文明整体性的认知。
关于民间文化的价值判断及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钟敬文先生三重文化说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钟敬文率先提出了两层文化说，从文明整体论的视角对民俗文化的合法性进行强调。钟敬文认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分为由语言文字传播的上层文化和依靠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和实际动作传播的下层文化。“两者分离着，差异着，却又互相联系着、纠结着、渗透着，形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理论演变为三层文化说。三层文化的构成形态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而且直到现代还存有它的一定遗迹。钟先生的整体三重论，超越现代性叙事中对民间传统贴上的落后的与附属地位的标签，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叙事对民间文化与边缘群体的否定姿态，强调了民间文化之于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地位。作为有着千年历史的文明形态，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只是依靠精英的书面文化传统与城市文明，而是三者共同构成的产物，甚至于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大众传承的民间文化才是构成与支撑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在改革开放与民俗学恢复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敬文这一论断，明晰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使命，在比较文明的范畴中，理解了民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明以及中华文明体的意义与启示，体现出钟敬文民俗学思想的文明视野。
今年，刘铁梁发表了《作为生活传承之学的民俗学》一文，在钟敬文三重文化说的基础上，刘铁梁认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传承，归根结底是依靠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积极行动，而不是只依靠书本上的话语实践”，同时“强调民俗学作为文明叙事方式的积极意义”。刘铁梁明确指出：我们文明的韧性不在于典籍的浩繁，而在于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所构筑的文化自觉。我认为这一观点有着突出的意义，首先，生活传承之学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中国文明延续的机制，从普通民众的视域出发，审视民俗文化之于文明传承的重要意义。第二，生活传承概念的提出，不仅关照的是中国文明的发展事实，更是在比较文明的视域下，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一种审视。刘铁梁的观点在于警醒我们，文明形态与文明发展的路径是多元的，文字只是文明传承的一种形态、一种方式，将文字传承作为文明核心的论点，事实上是西方、精英主导的现代性对非西方社会与大众阶层的知识殖民。生活传承的主张及其对文明本身概念的反思，与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思潮对于文明的批评、对于地方性知识主体性与合法性的呈现是不谋而合的。第三，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有着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圣贤与精英、本土与外来多样文化的交织，不再是一个遥远的道德意象，而是转变为日常生活的、个体的维度，共同交汇在有限的时空内。如果我们不能从书面的、精英的历史制度中挣脱，不能够重建一种认知生活传承合法性的文明观，文明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因此，如何立足于日常社会的经验，而非执着于西方社会的智识传统，重建我们的文明观，探索文明存续多元机制，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知识议题。
2023年暮春时节，我陪同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所资深学者马丽娜教授参访妙峰山庙会。灵感宫前会首虔诚的叫香和碑林前香会有序的打知、参驾、逐一献档表演让她大为震惊。当她高举双手，从厚德积善馒头圣会的会首中接过施舍的馒头、咸菜时，她的眼眶早已湿润。马丽娜动情地对我说，在妙峰山庙会中，她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组织形态与文明特质——那种根植于民间信仰的团结秩序，体现在施舍行为中的奉献精神，与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节所彰显的价值理念竟如此相通，这种跨越文明畛域的精神共鸣令她震撼、感动。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文明传承，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陈列，而是这样鲜活地跳动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妙峰山上的会头们年复一日的进香，文会朴素的施舍，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最深厚的文化力量，往往就蕴藏在最平凡的民俗实践里。这种通过身体记忆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构成了文明最坚韧的纽带。它让相隔万里的人们心灵相通，让百年前的顾先生与我们隔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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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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