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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不只是“箭垛式”人物与学术事件——从顾颉刚与妙峰山调查说起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方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学术兼职：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学术史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构成的脉络，从要素和构成来看都是客观标准，但我们经常会说，每位学术史写作者都有一部自己的学术史（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不过不同学科、不同角色（局内人和局外人）撰写的学术史、思想史确实大相径庭。如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经常提及的歌谣运动，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李盛《抒情与教化：北大“歌谣运动”重探兼及民歌的现代转型》与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乃至早期对北京大学民间文学进行讨论的杨堃、钟敬文对这一事件的论述极为不同。貌似客观的史料梳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想从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对顾颉刚的论述谈起，希冀更多学者关注学术史，也希望学术史梳理中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能引起进一步反思。
一
2025年恰逢顾颉刚到妙峰山调研100周年之际，门头沟区政府举办了“2025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调查百年纪念”系列活动，此次活动主题是“百年民俗调查史·金顶妙峰耀古今”，期间发布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妙峰山”倡议（2025·北京）》（以下简称《倡议》），会议主办方还用AI模拟了顾颉刚到妙峰山调研现场。看着AI中年轻的顾颉刚漫步在妙峰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虽然在学术史阅读中，看到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中老年的顾颉刚，但似乎也能想象青年才俊的样貌，只是顾颉刚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达略有违和感。最初发布的一两天，只要得空就想点开看看，在反复观看中，一帧一帧的图像烂熟于心。为何从来没见过，却会感觉“不像”呢，或许因为从开始学习民俗，就阅读过他撰写的“孟姜女”系列文章吧，也或许从钟敬文对现代民俗学兴起的学术史回顾中，将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和董作宾对“看见她”歌谣的研究称为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双璧”开始吧，顾颉刚就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民俗学家。特别是民俗学领域很多学者后来都专门写过有关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示范性意义。当然，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顾颉刚故事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如施爱东《故事概念的转变与中国故事学的建立》、陈泳超《“历史演进”的传说学方法论——重新对话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王杰文《超越“文字中心主义”——重估顾颉刚先生的民俗学方法论》等。但这些都不影响顾颉刚故事、传说、神话等研究方法在民俗学领域的延续，或许也是经典的意义。虽然没有像史学或文学领域有学者专门考证顾颉刚的学术交游，或顾颉刚与鲁迅的交恶，但对于顾颉刚民俗研究、妙峰山调研的梳理、研究、承续却是有目共睹。妙峰山也被誉为民俗学从业者必去之地，不过我至今没有去过妙峰山，每每打算参加妙峰山庙会的时候，总是阴差阳错地难以成行，倒是在2025年有机会参加门头沟区举办的妙峰山庙会相关活动，不过也只是到了会场，并未上山，如果非要蹭流量，也只能说我当时接受中国民俗学会任务，宣读了《倡议》。
在接到“顾颉刚妙峰山调查百年纪念工作坊”的通知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或者能写点什么。开会前几天，手头写作的文章正好需要查找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民俗学论文，就又重读了杨堃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赵卫邦的Mor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括》）、杨成志的《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目录一览》等，这些当事人和经历者对“那时那地”学术的描绘透过纸背展现在阅读者面前，与当下看到或想象的完全不同，当然后世的学术史呈现都是缝缝补补力图恢复或描述过去，但更多的是一种书写着的意志表达。我们在学术史写作、事件史勾勒、思想史探源中，喜欢用民间叙事中“箭垛式”方法，就如我们都知道文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人发明，但后世喜欢用“仓颉造字”来作为文字源头的故事来解释文字的起源。民俗学史、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顾颉刚也如此。后世我们凡是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神话、故事考证者，自然就将其归入古史辨派。这在我最近撰写丁山神话研究论文中感触特别明显。
二
我在早期的学术史梳理中，没有注意过丁山，后来因为整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校开设民间课程的资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教材编写状况，突然看到丁山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一些资料以及他手写的“个人自述”，在阅读中，最吸引我的是他反复对跟随沈兼士学习经历的强调，基于此我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孙宇飞开始翻找他发表的神话古史研究的文章，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发现后世对丁山学术发展脉络的梳理屏蔽了他与沈兼士的关系，恰因这一发现，我们找到了民间文学兴起之初，沈兼士从国故整理、疑古到释古科学史观的发展进程，以及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教授课程《文字学形义》引入的比较语言学在当时学界的影响：
北京研究所国学门，创于沈先生和马叔平先生，内分文籍校订、语言文字、古考、风俗调查及明清档案整理诸科，一时硕学，皆为导师，王静安、陈援庵、叶浩吾诸先生皆时望所归也。
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顾颉刚也在国学门担任助手。但为何我们考证认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没有影响到丁山，是因为他们都在国学门之时，国学门并不提倡疑古。从《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所提出的国故学三个方向即可看出：
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
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从《发刊宣言》，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学门的主流发展方向。但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往往以后世学术地位来逆推他在所处时代的论述之意义。这可能也是长期以来学术史研究中的一大弊端，这样的结果，不仅是遮蔽了“小人物”在学术史上的贡献，还会屏蔽一些曾经“硕学”的贡献。如此，学术史就成为后世学术图景的倒映或折射，迷失了学术史书写的初衷。所以，我在很多学者已经讨论、撰写过文章后，依然想通过对丁山神话研究的源与流进行梳理，借此打破曾经的错误认知和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史上对“疑古辨伪”的单线思考。
在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孟姜女故事时间脉络和空间分布的研究，为顾颉刚古史研究观念影响极大。顾颉刚在古史争论中地位极为重要，但神话、古史关系之讨论及疑古辨伪并非只有一位学者。这恐怕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对神话学学术史梳理中将丁山的神话研究归于古史辨学派，直到我撰写《从疑古到释古：古史神话研究的现代转向——以丁山神话观的源与流讨论为中心》时，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依然将丁山视为承袭了顾颉刚的古史观。当然我对很多观点的发掘还得益于丁山儿子丁洹提供的《丁山自传》（手稿），以及后世新发现的史料及地方史志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梳理中对沈兼士的忽略。其实沈兼士从歌谣运动时期就加入了民俗学研究，他发表于《歌谣》1923年增刊上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但后世研究者甚少提及。他在教授《文字学形义》时就提及要用“独立”“祛妄”“实验”的思想对许慎《说文》进行考订，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亦应以此为根基。后来丁山神话研究如对《穆天子传》的释义等就是从此出发。为何如此鲜明的脉络大家视而不见，可能除了顾颉刚作为“层累造史”的重要提出者和“疑古史观”的核心人物、中国民俗学史上的“箭垛式”人物外，还有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术史梳理中忽略多学科的维度。
三
对于丁山神话研究，历史学领域早有学者提出，他在对一些神话进行考订和阐释中，并不认为诸子神话都是凭空虚构的，相反，很多是“民神杂糅”、真实和虚构的整合。忽略外学科对于民俗学、民间文学重要概念、学术事件的梳理，会让我们学术史研究留下很多遗憾，同时也会影响民俗学、民间文学关注话题的“公共性”或热度。
丁山神话研究的学术定位可能是很小的一个学术事件，不具有妙峰山调查那样的学术意义，但并非这样的学术辨识就没有意义，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到国学门与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关联，以及曾经最早由章太炎引入的比较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曾经的尝试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也会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曾经不同领域关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为何到当下却成为学界陌生的“学科”，其他领域的学者不介入。当然民俗学兴起之初的多学科特性和不同领域学者共同推动的情形有时代原因和一些特殊的契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对歌谣、民间故事、神话等“文学的”“学术的”乃至后来董作宾提出的“教育的”多元化研究有关，也与当时民俗学研究的很多关键词“民众”“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等息息相关。专门性、细节性的学科理论问题有重要意义，但研究问题的跨学科拓展也极为重要。对于20世纪上半叶多学科参与共建和研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史梳理不能忽略多学科的维度，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很多学术史事件讨论亦是如此。如对于新民歌运动、新民歌与新诗的关系之讨论等，是群众文艺研究、革命通俗文艺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只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学术史梳理缺失整体观，总是局限于各自学科讨论，这就使大家都像“盲人”一样，只能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当下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提倡，估计最大的得益领域，学术史应是其中之一。
最后，还想特别强调一下，“以今推古”的学术史思维对学术史研究影响极大，也会带来较大弊端。众所周知，每位学者自身学术发展有一个推进的过程，就如个人生命史一样，对于其处于不同时期的学术文章，应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进行考量。还有则是忽略学者个人成长史，对很多学术事件的讨论“去语境化”，且以当事人当下所处的学术地位来下论断。这就让很多学术史事件的梳理、阐释难免偏颇、有失当之处，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搜集整理进行的论争，正因为很多学术史梳理不够全面和客观（当然是相对意义而言），到现在我们对搜集整理的讨论依然是错位的，且忽略了在搜集整理史上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祁连休、冯志华编写的《民间故事十家》，当下鲜少有人将其视为学术著作。这或许也是曾经较早参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讨论的刘守华在一苇述《中国故事》的序言中要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依然没有理论上的推进之缘由吧，亦或许是他当下致力于推进故事诗学研究动因之一吧。
虽此文为参与“顾颉刚妙峰山调研100周年”活动有感而发，但在学术史研究中，我一直认为学术史不是围绕几个“硕学”展开，除了关心“箭垛式”人物和核心事件外，还需意识到学术研究脉络和图景的丰富、多样，单一、扁平的学术史建构不仅无法推进学科理论向前发展，还会成为正确理解本学科关键词、基本概念的障碍。另外，只有借助跨学科视野和多维度阐释才能构建整体、接近历史本原的学术史，尤其要避免为了适应学术史构建剪裁、曲解史料的做法。总之，本文希望借顾颉刚、妙峰山调研这样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重要事件衍生出对学术史研究方法及存在问题的看法，引起学界诸位同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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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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