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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以经验研究为本的一门学科。对一个社区或群体进行长时段的田野研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田野志（又译为民族志）既是这门学科的基础性成果形式，也是其理论创造和发展的实证依托。如果说在其发轫期，人类学研究主要依赖于探险者、航海家、传教士、地理学家、殖民官员等的日记和游记，那么在19世纪下半期，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则逐渐成为该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战前夕，英国人类学者马林诺斯基在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进行田野调查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迫孤独且寂寞地滞留于特洛布里安岛长达两年之久。这一偶然事件，使他获得了进行长时段参与式田野研究的机会。而他的田野研究经验，也由此成为后来人类学田野研究方法的基本模式。时至今日，虽然其主张的功能主义理论早已失去了影响，但其开创的参与式田野研究仍然被当作人类学研究和训练的最基本和有效方法。
上个世纪初，人类学被引进我国，我国学者也开始了自己的田野研究实践。这些田野研究，既涉及少数民族，也涉及汉族，但都是以村落社区，或说被视为“原始”或“落后”的社会文化单元为对象。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开展的田野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除部分涉及汉族社区的研究外，大多数是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五六十年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当作“资本主义伪学科”赶出了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大门之外，但作为学科应用实践的部分，社会文化人类学田野研究则以诸如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调查等服务于民族工作的需要继续广泛地开展。在这一阶段，受苏联影响，民族学学科名称得到了保留。
在十年动乱期间，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术实践遭到重创，田野研究几乎全部停滞。70年代末，民族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得以恢复重建。由于近30年的批判和压制，与国外，尤其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学术的长期隔绝，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当今世界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的陌生，加上学术重建过程中纷杂的学术政治因素，使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建历程极为艰难。但经过20多年广大学仁的努力，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方面，国内各地少数民族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田野研究伴随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系科的重建，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学、社会学界对汉族村落或社区开展的田野研究也得到显著扩展，其中包括海外学成归来的和仍在海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新一代人类学者的参与。在此过程中，应用研究的特点日益加强。近年来，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员也参与了农村扶贫、农村发展、农村教育、艾滋病防治干预、水电建设移民、文化保护、旅游业发展、城市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等项目的研究，并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但整体上看，目前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论是田野研究或是学科理论建设都仍显得较为滞后。
正当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恢复重建之时，国外社会文化人类学界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人文理论的新发展，进入了新的反思和研究阶段。他们在新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不仅反思了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象征学说的理论，而且对传统田野研究，以及田野志表述也进行了批评。对传统田野研究方法和田野志表述的反思和批判，则在80年代中期之后达到了高潮。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不定的背景下，后现代理论思潮接踵更替。这些思潮对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女权运动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成为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反思和批判过去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和表述的理论依据。在这些新思潮影响和上述自我反思性批判的背景下，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一方面继续开展对非西方的“异”社会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多地对“己”社会文化的研究。80年代以来，一些美国社会人类学者开始将他们的田野研究扩展到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实验室、医学院的教室、信息技术研究人员群体、现代美国社会的亲属制度、富裕的社会精英、精神病医生的病人、现代社会消费者群体等。有不少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现代生育技术和生物技术对社会原有的亲属制度、伦理道德的冲击，以及随之的变化和重构。在应用研究方面，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医疗、疾病、贫困、生态环境、社区发展、社会治理、企业管理、消费和市场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虽然上世纪末以来，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界没有新的“主义”出现，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得到了巨大的扩展。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甚至自然和工程科学研究人员的合作也日益增多。
我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一方面有其发展过程中的坎坷经历，另一方面也受制于重文本、轻经验的学术传统。而在当下经验研究中对“数字”的迷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质性研究和人文取向为主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学术界出现的宏大话语时尚追求，也在影响着社会文化人类学解剖麻雀式微观田野研究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经济日益“全球化”，人、物、资本、知识和信息等流动的加速和扩大，此地与彼地界线的模糊或跨越，此族与彼族互动交往的扩大和加深，跨地域社区的大量出现，以及随之的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都不仅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而且对田野研究及其方法提出了较大的挑战。田野研究的“整体论”追求、“主位”研究法以及单一田野地的研究都遭到了较大的质疑。取而代之的是，主题研究的导向、跨地区的研究、将田野点或社区置于更大的地缘政治经济考量、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合作、多学科学者的共同研究等，均成为当今社会文化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新倡导和发展。
我国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不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经济的急剧扩张，在冲击着包括我国最偏远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当前我国在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需要大力推进国内民族关系的发展，需要各民族增进对彼此的社会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另外，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我们也需要对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这些变化，不论从丰富人类知识，发展社会人文科学理论，还是从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来说，都在呼唤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走向广阔而复杂的田野，开展扎实而深入的田野研究，提供反映国情特点和多种变量的高质量田野志。大量高质量的田野研究和田野志书写，将为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兴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2-1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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