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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民俗学派当属“芬兰学派”。其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风靡一时的“历史地理方法”，而由此衍生出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不仅是故事学的基石，而且是民间叙事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学派奠基人的尤利乌斯•科隆和掌门人的卡尔•科隆父子在进化论与实证思潮的背景下，探索出民俗材料比较研究的学术进路，归纳出《卡勒瓦拉》史诗鲁诺歌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演进路线。尽管“芬兰方法”曾饱受争议，但在安蒂•阿尔奈等人的继承下仍产生了持久的国际影响，今天重估芬兰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论价值，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派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芬兰民俗学；学派；历史地理方法；《卡勒瓦拉》；卡尔•科隆
在《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一文中，施爱东对门派、学派与流派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学派建设的三个要素，一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纲领，二是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三是学派成员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可见，学派的建立与发展对于一个学科的成长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民俗学范围内，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当属“芬兰学派”（Finnish School）。其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风靡一时的“历史地理方法”，而由此衍生的“AT分类法”及相关成果则不仅是故事类型学的基石，而且是民间叙事学文本研究一脉的重要理论来源。虽然这一学派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影响深远，也产生了以刘守华为代表，辐射全国的故事学共同体，但是就芬兰学派源流的译介还相对薄弱。
围绕“核心理念、核心人物、自觉的共同体意识”三方面，本文试图扼要梳理芬兰学派的萌发、形成，以至产生国际影响的代表学者及其学术历程，并从当代民俗学发展的视角重估其价值，力求为中国民俗学的学派建设提供一个国际学术史的个案参照。诚然，芬兰学派诞生于一百年前，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其在理论与方法论构建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活力和前景。
一、从浪漫主义到进化论思想
提及芬兰民俗学，绕不过19世纪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19世纪下半叶，以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出版，标志着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形成。包括亨利•摩尔根、安德鲁•朗、詹姆斯•弗雷泽在内的一些欧美学者建立了文化人类学史上最早的一个学派。他们看待人类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人类的发展史始终沿着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路径。这种进化论思想对当时的民俗学者竭力要寻找文本源头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另外，在实证主义思潮下，民俗学者不再局限于早期如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等对于人类神话的大胆构想和猜测，而倾向于对具体的文本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文化之间或民俗异文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不再直接继承于遥不可及的远古文化。他们不再停留于捉摸不定的假设猜想，而是把不同的民俗文本纳入到传播或者进化的法则当中。为此，在这种观念的启发下，学者们将文本溯源的希望寄托到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在芬兰，1809年《哈米纳和约》签订后，芬兰从瑞典王国的领地转为沙皇俄国治下的大公国，从而名义上斩断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700年绑定，并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力。于是，芬兰民族文化的普及和整理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契机，这些积累也为1917年底争取独立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实际上，在这个阶段，他们才能更多地关注到自己的语言、文学和文化。这个将近110年的过程让芬兰的民族国家建构变得缓和了许多，以至于被称为有积极的一面。那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芬兰的呢？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蕴藏丰厚的民俗资料，他们否定了芬兰未来道路瑞典化或俄国化的两难选择，而提出建设芬兰人的芬兰，即芬兰民族国家的概念，使得具体的、活态的民俗语料的文化价值凸显。
当埃利亚斯•伦洛特（Elias Lönnrot）编辑的《卡勒瓦拉》史诗出版后（1835年第1版和1849年第2版），学界主要秉持的两个研究视角是历史的和神话的，前者认为史诗反映了芬兰民族的历史事实，后者侧重于芬兰民族的神话思维和信仰体系，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研究方法上都把史诗文本作为主要材料进行比附和解析。当然，这种研究范式除了囿于时代认识外，也是经典文本阐释的一般做法。至今，三宝磨（Sampo）的原型问题仍是不少芬兰学者的关注点。不过，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思潮下，芬兰民俗学者开始发现他们的《卡勒瓦拉》素材远不止伦洛特搜集的那么多，数量庞大的传统鲁诺歌谣，还有一些咒语、民间信仰里的叙事形式等，不仅在芬俄边境的诗歌之乡卡累利阿（Karelia）异常丰富，歌手众多，在其他地方也不鲜见，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整理。随着文本搜集的扩展，新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
从口头传承研究的方法演进上看，这种转变标志着从“大理论”的假说过渡到对于起源的分析阶段。思考文化或者人本身是怎么来的，怎么演变到今天的样子，这是人类的共性特征。由假想到实证，历史的整个演变过程愈加清晰可见，芬兰民俗学者以民族精神为指引，探索出这样一条学术进路，最终形成“芬兰方法”，后续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文本研究范式中的史诗法则、口头程式理论，乃至形态学的分析理论等。
现在我们称为芬兰学派的一群人，或者说芬兰方法的实践者，除了芬兰学者外，还包括爱沙尼亚的瓦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等人。通过检索英文文献，笔者发现各种资料中对这一群体界定的术语不尽相同，有历史-地理，也有地理-历史，有的叫方法，也有的叫学派。而回到芬兰语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如芬兰方法、地理历史方法、科隆学派等。实际上，不同的界定也代表不同学者在论述时的侧重，当然也包含对这一共同体的差异化理解。芬兰学者中有些人仅把这种方法称作“卡尔•科隆及其学生创立的方法”，可能他们并不觉得这种方法代表了芬兰全部的民俗学贡献，以国家命名学派言过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是否在前面冠以“芬兰”，即便学派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虽然用了芬兰的民俗材料，但并不是要显示芬兰的独特性或标榜只属于芬兰的方法，其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国际通用的，或者有更大应用范围的理论。因而，也不太认可一定被冠以“芬兰方法”。
回到地理-历史或历史-地理的使用语境，对于文献中的混用可以有这样的合理解释。其实，最早该方法的初衷是从不同的地方发现类似的文本，首先是地理分布意义上的，然后进行比较，从而寻找这些重合文本间的差异之处，断定哪一些内容可证明其是最原始的形态，这就是地理分布和历史视角的关系。当然，后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叫历史-地理也没问题，因为这种地理分布的研究只是方法和途径，最终目的是在溯源，是在建构文本的发展史，所以，它更多的并不是共时维度，而是历史形态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奠定了民俗学在现代大学里的教职地位。1908年，赫尔辛基大学设立了固定的民俗学教授席位，而第一位民俗学教授就是卡尔•科隆（Kaarle Krohn）。如果说将芬兰民俗学之父的称号授予伦洛特的话，那么卡尔•科隆的贡献在于将芬兰民俗学真正纳入了现代学科体系，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扩展者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森（StithThompson）曾谈到，当他和阿彻•泰勒（Archer Taylor）等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去芬兰拜访卡尔•科隆时，那种感觉类似于一次学术的朝圣之旅。他们认为，芬兰就是当时民俗学的中心，而卡尔•科隆是当之无愧的国际民俗学领袖。
二、学派奠基人：尤利乌斯•科隆
科隆父子的名字在民俗学派这里几乎是绑定的，当然，他们各自都有突出的属于个人的成就。一般而言，芬兰学派正式确立的时间被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1926年卡尔•科隆出版的《民俗学方法论》（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de）是最具标志性的著作，副标题为“（该方法）由尤利乌斯•科隆阐发，后经北欧学者扩展”。在最后呈现的文本，以及卡尔•科隆整理的父亲遗著中，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这些创见究竟归功于他们中的哪一位，作为奠基人的尤利乌斯•科隆和作为学派掌门人的卡尔•科隆为芬兰历史地理方法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尤利乌斯•科隆（Julius Krohn）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家族都有德国血统，十分重视教育，会多种语言。1835年，尤利乌斯•科隆出生在维堡，1888年不幸遭遇海难去世。在读书期间，尤利乌斯•科隆就显示出鲜明的芬兰爱国者身份。他的学位论文《瑞典统治时期的芬兰语诗歌》延续着传统的文学史取向。1862年，尤利乌斯•科隆博士毕业，任教于赫尔辛基大学，开始是芬兰语言文学助教。他1875年起担任讲师，1885年成为候补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是芬兰的语言、文学和民俗学。除了学术和教学活动，还以Suonio为笔名发表诗歌。
尤利乌斯•科隆的民俗学之路始于1869年，那时他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万奈摩宁和勒明盖宁的居住地与卡勒瓦拉诗歌的诞生地》。这篇论文从《卡勒瓦拉》文本研究逐步走向对相关细节的思考，进而意识到寻找诗歌的诞生地变得非常重要。当时学界基本认同伦洛特的观点，即《卡勒瓦拉》的诞生地在卡累利阿南部地区，芬兰东部和俄罗斯卡累利阿共和国接壤的地方。由于地理和政治原因，人们觉得那里受到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影响更少，理应保留了更为原始的属于芬兰民族的文化传统。
可是不久之后，尤利乌斯•科隆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在另一篇文章《爱沙尼亚与〈卡勒瓦拉〉里一般的芬兰西部语料》中，他通过对比《卡勒瓦拉》与邻国爱沙尼亚的语言，发现其中一些地名和内容并不属于卡累利阿当地，有些甚至源于瑞典语。令人诧异的是，卡累利阿人并不知道这些内容从何而来。所以，尤利乌斯•科隆判断，史诗源头其实不在卡累利阿，那里只是最后表演的地方，之前学界的论断并不准确。这样，在他的带动下，一些学者的视野扩展到全部波罗的海-芬兰范围内的民间诗歌，想要重新探索诞生地问题。以此为目标，比较不同地方的文本奠定了芬兰方法的第一步，即广泛的搜集并汇编大量的资料。
尤利乌斯•科隆发现，史诗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创编，而是芬兰语民族在特定部落历史时期的遗存。虽然部落逐渐分野，但其原初形式幸运地被卡累利阿人保留下来。西部芬兰人或许已经忘记了这些内容，不过在地名等其他方面仍然可以找寻出传统的痕迹。总的来说，尤利乌斯•科隆的学术重点仍在文学领域，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芬兰文学史》，原计划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卡勒瓦拉》和史诗歌；第二卷是康特勒或大众抒情诗；第三卷是书面文学或纯文学，遗憾的是，他本人仅完成了第一部分后就不幸离世。尤利乌斯•科隆将《卡勒瓦拉》视为芬兰文学最初的高峰，而他所感兴趣的内容也是集中在史诗的诗学属性上。从第一卷中，我们约略可以发现芬兰学派的萌芽，在文本溯源问题的引导下，尤利乌斯•科隆把这种最开始采用的方法称为“地域-历史方法”。
虽然对既有的学术传统有所突破，但尤利乌斯的落脚点在于人群迁徙而带来的鲁诺歌的传播。通过详细比较散落的异文，他还发现其中一些材料借自于邻近民族，至于源头地点，应该在西方或南方，传播方向大体上是从西部向北部，到卡累利阿形成了现在看到的史诗素材。（见图1）随着搜集到的异文越来越多，他发现形式越简单的越是传统的；越繁复精巧的，则更晚近一些。
不过，尤利乌斯•科隆还是十分谨慎地对待绝对意义上原点的提法，因为异文间的关系本是相对而言，进化之路既非一笔挥就，也非唯一不变，只有经过更广泛的比较，贯穿起进化途中的各个节点，才能逐步清晰明确，甚至厘清年代关系。这一点也和文化人类学的“年代-地域假说”十分类似。他的儿子卡尔•科隆进一步描绘了鲁诺歌的传播路径，认为父亲的研究点出了卡勒瓦拉文本溯源的核心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一首鲁诺歌怎样一步一步来到卡累利阿，并形成伦洛特所听到的样子的。基于大量文本考订而总结的传播路线图，事实上证明了卡累利阿作为诗歌之乡所积淀的鲁诺传统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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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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