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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学概论的持续引进与教科书的中国化
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污名化，民俗学的学科合法性也成为问题，在这期间，有关民俗学的陈述几乎销声匿迹。但民间文学却在这一时期的高校教育中获得厚遇。1949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他致力于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民间文学课程。随后，民间文学（或民间文艺学）逐渐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在这期间，有关课程和教材曾受到苏联影响，将民间文学改称“人民口头创作”。有诸多原因促使民间文学获得了迅猛发展，除苏联重视人民口头创作的影响之外，民间文学的路径也暗合中国历史上的采风观政的传统。
从1979年起，中国民俗学出现新的发展趋势。这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民间文学讲师进修班”。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作为大学教材出版。由于中国民俗学的基本特征是以民间口承文学为核心，因此，民间文学概论也堪称是当时条件下有关中国民俗学的一种概述。例如，其对民间文学一些特点的归纳，随后也自然地就被延申成为对一般“民俗”特点的整理，变身成为“民俗论”的一部分。但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很快就出现了不同于民间文学这一狭隘范畴的民俗学表述。于是，中国民俗学也就进入到了所谓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并蒂花开”的发展阶段。
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同年7月，在钟敬文主导下，中国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民俗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其间费孝通、钟敬文、杨成志、白寿彝、马学良、杨堃、常任侠、罗致平、容肇祖、伊藤清司、刘魁立、张紫晨、张振犁、柯杨等民俗学家，围绕着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这意味着中国民俗学开始尝试重新组织学科知识并使之体系化。各位学者的讲义，随后由张紫晨选编为《民俗学讲演集》，很自然地就成为此后人们编撰概论性民俗学著述时的参考对象。这次讲习班和1987年9月在北京市门头沟民俗博物馆举办的第二届民俗学讲习班，事实上也培养了新时代中国民俗学的基本队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俗学的本土学科建设依然伴随着对国外民俗学的参考和借鉴。1984年，王汝澜翻译的后藤兴善等著的《民俗学入门》得以出版，这本概述性民俗学著述最早出版于1950年，在时隔30多年之后被译成中文，仍对当时的中国民俗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和日本的民俗学译介一直持续不断，甚至还对早年的一些民俗学译著进行了再版，例如，由江绍原编译的瑞爱德的《现代英吉利谣俗与谣俗学》于1988年翻印再版；非常古典的班恩的《民俗学手册》亦在1995年由程德祺等人推出了新的中文译本。除了陈建宪等人翻译了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的学术文集，另一位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的《美国民俗学导读》（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x An Introduction）于1968年在美国出版，其1978年第2版在1993年被翻译成中文，从而为中国民俗学带来了有关美国民俗学的重要学术信息，例如，重视物质文化的“民俗生活”（folklife）或“物质民间传统”（material folk traditions）等理念。尤其是后者作为教科书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更多关注，这和中国民俗学界对北美高校民俗学的教学、课程、教材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可谓如出一辙。
在对国外民俗学的概论性著述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中国民俗学家经历短暂酝酿之后，很快就推出了本土的民俗学教科书。从1985至1989年，相继问世的民俗学概论性著述，主要有乌丙安《中国民俗学》（1985）、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1985）、陶立璠《民俗学概论》（1987）、陈勤建《中国民俗》（1989）等。因此，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民俗学教科书的本土化取得较大进展的时期。上述民俗学概论性著述的作者，都是在不同高校从事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及民俗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其著述也都是他们在从事课堂教学所编写讲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之体系化而完成的。就他们的学术教育背景而言，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逐渐扩展到民俗学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界出现的多部民俗学概论性教材，对于“民俗”作为研究对象之特征的归纳，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和理解的影响，其“民俗论”大体上可被视为此前“民间文学论”的扩展版；同时，编著者们对于“民俗”的理解也基本上是本质主义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概论性著述大都试图通过对“民俗”进行基本分类而实现民俗知识的体系化，因此，其主要内容就是民俗事象的分类叙述。必须承认这些概论性著述，对此后中国民俗学的基本陈述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显示出多样化的方向，分别体现出作者的学术个性或特色。
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第1—3章依次讨论民俗学的定义与范围、民俗学的属性与任务、民俗学的方法与作用等，属于“民俗学论”；第4章讨论民俗的主要特征，属于“民俗论”；随后，第5—19章是对民俗事象的分类，依次对“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等不同范畴展开叙述。乌丙安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做了宽泛界说，远超出民间文学或口承文艺的领域，这对当时把民间文学等同于民俗学，或把民俗学主要归结为民间文学的一般“常识”造成了冲击。尽管作者对海外民俗学有相对明确的意识，和其他几部概论性著作相比较，他给予“民俗学论”以更多笔墨，但其著作仍以民俗分类为主要内容。
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分上下两篇，将“民俗”和“民俗学”分开论述。上篇主要是“民俗论”，涉及民俗的定义、分类、社会基础、内容与形式、民俗的改革变迁以及中国民俗的特点等。下篇基本上属于“民俗学论”，但作者主要是整理了古代文献中涉及民俗的记录和认知，大概相当于中国民俗学史的前史。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又对近现代中国民俗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做了梳理和叙述。张紫晨认为，中国民俗学应该以中国民俗史及相关的文献记录史料为基础，他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去说明民俗的诸多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它堪称是一本中国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简要教材，提供了中国历代有关民俗或风俗的基本文献，应该说很有特色。
陶立璠的《民俗学概论》曾于1997年被译成日语出版，随后又被翻译成韩语，这是中国民俗学的本土教材颇为罕见的外译。日本学者关注此书，主要是由于它大量汲取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事象和事例。作者长期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他在日文版的序言里曾经说明本书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是在于它提供了“民族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的研究思路。客观而言，作为针对中央民族学院本科生的民俗学教材，它还对随后钟敬文有关“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表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陶立璠将“民俗”的特征归纳为社会性和集体性、类型学和模式性、变异性、传承性、播布性等，表明其“民俗论”多少又是受到此前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对“民间文学”诸多特征之归纳表述的一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叙述中，采用了“物质民俗”这一范畴，这说明他也受到被译成中文的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的影响。
陈勤建的《中国民俗》，属于典型的“民俗论”概述，既包括对“民俗”的一般特征、本质、性能、传播等的叙述，也包括对“中国民俗”的发生、特点、分类以及作用和影响的归纳。从其内容可知，它并非致力于“民俗学”的体系化，而是尝试展开独自的“民俗论”叙说。由于作者在两年后另行出版了一本《文艺民俗学导论》，我们理解他是在超出民间文艺的范畴之上或之外，另行展开其“民俗论”叙述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俗学在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改称“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获得了长足发展，因此，这些院校的老师们率先推出了他们各自的民俗学概论教材。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性著述的内容，可以指出的是它们大都是把“民俗分类”和“民俗论”视为“民俗学”的本体，正是这些方面占据了叙述的大部分篇幅。
四、民俗学教科书内容的大幅扩张
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教科书已经显示出不断扩展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倾向，虽然这一倾向同时也是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持续追求的大方向，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同时还是民俗学从“文学”志趣朝向“文化”志趣发生较大转换的这一学术史过程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仍陆续有若干民俗学的教科书问世，例如，陈启新《中国民俗学通论》、陈华文《民俗文化学》、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等等，它们都对民俗学（或民俗文化学）做了宽泛定义，但真正把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予以最大限度扩张的，则是1998年出版的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
陈启新是一位民族学家，其著述虽有意图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民俗，但具体内容和其他概述性民俗学著述大同小异，第一章是“民俗学论”，包括民俗学的对象、范围、调查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二章为简要的中国民俗学史，其特点是对杨成志和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给予了更高的评价；第三章为“民俗论”，讨论民俗的特征和功能。再往后，从第四章至第十六章，则为民俗分类叙述。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沿用了钟敬文提出的“民俗文化学”的理念，基本上是用“民俗文化”一词置换“民俗”一词，第一章至第四章基本上是“民俗（文化）论”，但其第五章“民俗文化圈理论”大体可相当于“民俗学论”；随后各章则是民俗分类叙述。仲富兰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似乎不是作为民俗学的教材而编写的，但它对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做出了新的建构性尝试，并推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例如，把民俗文化理解为具有“主体性的文化选择”，而正是选择才带来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此外，他还注意到“个体”在民俗文化中存在的意义等等。
1986年，钟敬文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一文，表达了其在民间文艺学之外，另行设计民俗学的学科体系的构想。随后，他对民俗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结构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这门学科的内容应该包括对民俗原理的探索与阐发、对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研究与叙述、民俗学的方法论、以及对民俗资料的收集和保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的探讨，所有这些方面有机结合，就可形成民俗学的结构体系。从1990年起，他启动了主编《民俗学概论》的工作，历时8年才得以出版发行。这部概论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概论性民俗学著述的集大成者，截至目前在中国高等院校的本科民俗学教学中，仍是最多被采用的教材。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动员了31位作者分别撰写不同章节，因此，它不是一部个人专著，而是几十位学者的集体作品。和20世纪80年代多部民俗学概论性著述大都来自编著者自身的讲义有所不同，虽然钟敬文也长期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专业教学，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除涉及中国民俗学史、民间口头文学和日本民俗学等部分之外，大多不是来自他讲课时采用的讲义，而主要是在他的感召下，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们分别贡献的各自的学术成果。这种集体编写的方式，有利于各相关课题领域的学者发挥其优势，但同时也需要有强有力的统筹和宏观性的指导。总体而言，这部概论可以反映当下中国民俗学教科书的基本形貌，若对它展开深入分析，即可窥见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
经由这部概论初步建构的中国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包括若干重要的组成部分，亦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等。其中“民俗史”是对民俗事象的历史探究与描述，“民俗学史”是关于民俗问题的思想史、理论史，但也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民俗的历史。再进一步，上述构想还可被简化归纳为理论的民俗学、历史的民俗学和方法与资料的民俗学。
这部概论大体上沿袭了此前学者们的“民俗论”，亦即对“民俗”的各种特征，诸如集体性、传承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等予以总结，同时在“民俗”的基本功能之外，突出强调了民俗的“社会功能”，并分别从教化、规范、维持和调节等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不过，它对“民俗”却给出了不同于此前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把“民俗”重新定义为“生活文化”，的确是其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之一。然而，该书并未沿着“生活文化”的思路铺展谋篇，因此，新的定义也并未给概论的结构体系带来多大的变化。
钟敬文主编的这部概论，尤其是对“民俗分类”的框架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它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给出了最具扩大化的解释，因此，作为民俗学的教科书，它陈述的内容有了明显的扩容和增量。除了一些传统的民俗事象分类，诸如从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宗教组织、社团和社区组织等）到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从民间信仰到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语言等，它和其他概论性的民俗学著述大同小异之外，本书特别设置了一些其他教科书中较少涉及的范畴，例如，民间科学技术（包括民间科学知识、民间工艺技术、民间医学）以及民间艺术中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和民间工艺美术，进而还有民间游戏娱乐中的游戏、竞技和杂艺等。必须承认，编著者在民俗事象的分类体系化方面，确实是做了最大的努力。
刘铁梁评价这部概论的贡献，除了它对“生活文化”的定义，对“民俗”特征中“规范性”和“服务性”等的归纳，还有就是对民俗分类体系的规范，对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汲取，以及相对于很多其他概论性著述而言，它对“物质民俗”亦即物质文化也相对较为重视等。在笔者看来，这部《民俗学概论》的贡献，一是通过拓展民俗事象的范围，对于中国民俗学有关“民俗”知识的分类体系形成了有新意的重新建构；二是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民俗学教科书相比较，它在常见的“民俗论”之外，又以较多篇幅阐述了内容较为丰富的“民俗学论”。这里所谓的“民俗学论”，主要包括中国民俗学史略、外国民俗学概况、民俗学研究方法等重要章节。值得一提的是，其对海外民俗学概况的关注，视野较为开阔，并未局限于钟敬文本人较为熟悉的日本民俗学。此外，本书还比较重视梳理民俗学和相邻学科的关系，对民俗学的“学科论”也着墨较多，主张民俗学应该积极借鉴或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对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秉持开放容纳的姿态。
总之，这部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学教科书，通过对民俗事象的细致分类与描述，致力于“民俗”的体系化，同时也在“民俗学”的体系化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施爱东曾提及钟敬文主编的另一本教科书《民间文学概论》，认为其影响使得后来类似的教科书出现了近乎模式化的现象。与此相似，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似乎也为后来的民俗学教科书提供了一个相对权威和完整的范例，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始终为民俗学界的同行所敬重。
在这部《民俗学概论》出版之前，国家的学术政策对民俗学的学科定位做出重大调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将民俗学置于法学门类的“社会学”下，“民间文学”则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一个专业，或作为民俗学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些变动不仅意味着一直纠葛不清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需要得到澄清，也意味着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得到了某种确认。但遗憾的是，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没能及时对民俗学的学科新定位做出必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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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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