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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怀天下的范式革命：民间文学共同体的学科抱负
民间文学学科的当代生产已经到了必须要对理论范式与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建性自省的节点。虽然，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仍然可以维系学科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或是通过接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联，重启“冷”知识为当下令人瞩目的“热”现象提供分析视角；或是以展现生活世界民众文化实践合理性的方式，凸显主体文化表达的连续性和重要性。但是，如果不进行重建式的科学革命，那么当学界为各种新变所吸引而形成个案研究囤积的态势时，当共同体成员不再基于现实主义关怀的立场对共有价值加以持续挖掘和自省修正时，当附着性作为固化了的学科发展特征阻挠独立性学科基质的完善时，我们将无法回答为何传承之学的学科本位渐受质疑、为何既有范式赖以发展的口承—书写、传统—现代等思维框架逐渐失效这一系列的难解谜题。库恩认为，“凭借共有价值而不是共有规则作为支配个人选择的依据，或许这正是共同体用以分散风险并保证其事业长期成功的途径”。而上述那些无法破解的谜题或将变成顽固的当代困境，阻断令我们事业长期成功的路径。
学科建设非一人一日之功，因循库恩提供的学科基质线索，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帮助学科走出困境的阿德里阿涅之线。首先，应当开展学科共有价值的持续教育。库恩说，科学的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那么通过这种持续性的教育可以将获得的思维定势组合转化为民间文学共同体意识更新的基石。这种教育应当是整个学术共同体都需进行的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只有回答好“为何要坚持进行民间文学的研究”，持续巩固和挖掘学科的共有价值，这门学科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一直以来，民间文学的共有价值主要外化为共同体对学科本位与职责的一致认识上，就像钟敬文先生曾提及的那样，中国学派建立的旨趣与目的是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财富、增强国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资助国家新文化建设的科学决策以及丰富世界人类文化史与民俗学的文库。因此，从学科建设的实践看，民间文学始终积极参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建设和学术革命：要么通过“眼光向下”的转向，实现以民众为主体的学术实践；要么直接参与同国家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知识生产，以体现民间文学及其学术共同体对学科责任的自我辨识。我们深知，学科共有价值的认知一定是开放的，但这种共有价值如何应变，如何权衡这种开放性与我们应当坚守的基质性限制，是当代学科生产要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予以回答的关键问题。
其次，要有发明新范式体系的抱负，不要畏惧“宏大理论”的负向修辞，止步于替代理论或过渡理论的创造。在我看来，21世纪初美国学界关于宏大理论的反思，透露出来的更多是对概念拜物教的警惕及贴近当代生活的自洽逻辑。就如美国民俗学家多萝西·诺伊斯认为的那样，应当在宏大理论和地方阐释之间的中间领域，建立“谦恭理论”（humble theory），以此解决“理论艳羡”（theory envy）的问题。
目前，我们更有能力对宏大理论进行批评，而非建设。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持续强调介于宏大理论和地方阐释之间的中间领域。正如表演理论常说的那样，它只是方法，然而我们可以借助方法到达理论。在描述中我们开始思考，在比较中我们看到细节。我们需要一个分析性的词汇，让我们在各种情况下都能自如运用。我们不可能从局部跨越到超验意义……适合我们领域的问题在阶梯的中间。它们不是“为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的问题，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形式问题……虽然很低微，但我们也有理论在那里。我们这里有理论的存在，不需要仰望宇宙或学术上的星空来寻求救赎。
在诺伊斯看来，谦恭理论解决的是“如何”的问题，而非“为什么”的问题。然而，从学科范式效度的视角看，谦恭理论的生产确实可以消减趋向宏大性的空洞建构，但如果这些理论始终停留在替代或过渡的状态，不能形成合力创建出足以支撑学科生产必要意义的宏大框架，那么无论我们是否获得学科制度体系中的有效身份，都无法避免让民间文学学科陷入“仰望宇宙或学术上的星空来寻求救赎”的陷阱。这并不利于一个学科完成它的科学革命。科学史表明，一个学科在新范式的早期发展阶段，发明一种替代的理论并不困难。真正艰难的是，在替代理论的修缮或增效之后，我们如何创造建构新宏大理论的可能性，能否在变迁的文化进程与社会需求中维系这一共同体的稳定性。而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回答好“为什么”的问题，才能把“如何”的问题解决好。实际上，具有创建新宏大理论的抱负，不意味着民间文学要放弃谦恭理论、放弃对社会生活形式问题的情境研究，而是不能持续沉溺其中，要超越在“发现的情境”中进行主观陈述的自满，转而在“介绍的情境”中进行清晰的思考，“要关注将各种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才能使个人困扰与社会宏大议题相关联，“要通过具体研究抽象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论题”，才能令民间文学的学科生产具有时代意义。
再次，民间文学当代的学科生产，要能独善其身，亦能兼济天下。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生产只能在学科内部交流、产生效用，那么学科的发展自然是要受限的。正如朝戈金对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内卷”倾向的反思一样，“中国民俗学在发展过程中带有强烈的自说自话倾向，用今天的话说，显示出比较‘内卷’的局面，对相邻学科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这后一点尤其要引起警惕。一个学科的对象、方法和功用，以及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的定位，应当由整个学术界来共同判定”。美国民俗学者博特·法因图赫对这一问题有同样的思考，他认为要“鼓励民俗学家参与到关于重大文化问题和结论的基础讨论中来。检省我们的话语是达成上述目的一种方式。这同样也是反思我们独特的学科经验如何促进跨越知识领域的更大规模对话的一种方式”。因此，今天我们讨论民间文学当代的学科生产，虽不能脱离中国学界的发展蓝图，但不可囿限于此，而是应当站在百余年国际学界既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思考如何在更大的适用范围内构建学科的理论贡献及其在学科互涉过程中可能提供的价值。同时，当我们强调学科的发展，要求我们具备从具体的文本讲述或鲜活的人生叙事中抽绎具有广义阐释效力的理论的想象力和责任心时，这种想象力和责任心也不应停滞在赖特·米尔斯所强调的研究者个人的心智能力上，而应转化为学科共同体的共有价值和落地实践。
严谨地说，民间文学不只是民众的审美表达，还是承认即使是最无力的人也可将美学生产作为其权力表达的方式。因此，在学科“通过倾听过去而发现未来之声”的建设过程中，即使明知道阻且长，但我们相信只要行而不辍，必会未来可期。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于原文，载于《文学评论》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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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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