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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析附着性焦虑：民间文学学科基质的当代检省
对大多数学科而言，学科的独立性植根于是否建构了作为学术共同体整体承诺集合的范式体系，使其可以形成辨析自身与其他学科边界的标识，同时亦能为其他学科提供释疑的支持。但对民间文学而言，独立性的问题，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纠葛。从前述分析可知，在中国民间文学百余年的学术进程中，那些对学科创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前辈学者所提供的多元学科支持，使得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的引导与西方多学科学术传统的实践始终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创建。这样的历史令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常态化地表现出附着的特性，即民间文学总是处在学科间性的影响之中，学科范式的构成主要是在承袭中国传统认知的基础上内化相关学科学术影响的结果，学科发展的转向也总处于对强势学科的跟随状态。
学界对这种附着于学科间性的处境成因是早有共识的。除初创时期多学科襄助的历史因素外，文艺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近或相邻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民间文学在研究对象、分析范式等层面上的交互支撑也是造成学科建设附着特性的重要原因。对学术发展整体而言，学科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的发展需要宽容、开放的态度。因此，一个好的理念从何而来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学科始终处于“描红阶段”，或是在奠定了学科构架与理论基础之后还沉溺于跟随战略，那么这种附着性长期发挥的影响必然会迟滞学科建设的成熟。实际上，民间文学在国家学科体制中身份归属的动荡性，也是这种附着性带来的一种结果。
有趣的是，这种附着性近年来常被学者表述为颇具积极意义的跨学科性，尤其是在当下强调学科间融会贯通的建设过程中，常被视为一种能与其他学科兼容互助的特性。这种表述虽然多少具有粉饰学科发展问题的嫌疑，但作为描绘学科定位的策略，其中至少反馈出民间文学学术共同体的期待，即民间文学能够在当代学科生产中，服务学科间互文，将来源于多学科的知识供养，回馈给供给学科。这种期待是宝贵的，但想要实现它，首先需要完成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发展。但在当代的学科生产中，我们看到，附着性对学科独立发展的牵制作用表现得益发明显。毛巧晖曾在分析2023年民间文学的研究走向时指出，民间文学的学术焦虑“无疑指向理论取向与学术发展中的学科边界、跨学科对话等，而这也恰是当下民间文学研究要处理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民间文学想完成成熟学科的独立性建设，势必要直面学科附着性的问题，并深思、改善这一问题。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阿兰·邓迪斯曾将对学科弱势地位的忧虑归结为两点，即“新宏大理论的缺乏，以及对抗大量成功地宣称民俗学领域为自己封地的业余人士和半吊子所做出的有效努力的失败，使民俗学变成了一个在公众眼中的弱势学科”。邓迪斯的提醒是令所有关心学科发展的人倍感刺痛的。他对民俗的新假设和推测在哪里的质问，对美国学界毫无理论建设的批评，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学界也应扪心自问的问题呢？虽然，“宏大理论”被塔尔科特·帕森斯赋予概念拜物教式的修辞，使得他的观点不为美国学界的众多学者接纳，但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他所强调的，“真正的宏大理论能使我们理解那些如果没有该理论就令人十分费解或无法破译的资料……没有这种或其他的宏大理论，民俗文本将永远只是有少量或根本没有实质性内容分析的文选。每当未经分析的民俗汇集又一次被发表时，民俗学者作为简单的收藏家、痴迷的分类员和档案管理员的刻板印象就又一次得到强化。”邓迪斯有关学科发展的尖锐反思，包含着对缺乏宏大理论创新和学术共同体意识建构匮乏的深切担忧。而这种担忧恰与同时代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认知不谋而合。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完成及其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均与其学科基质密切相关。构成学科基质的有四项基本成分：一是共同体成员无异议使用的概括性工具，也可称为符号概括；二是共同承诺的信念，也即共同体相信的那些有助于决定未解决谜题的清单并评估其中每一谜题重要性的特定模型；三是作为学术共同体认同感建立基础的共有价值，尽管共有价值可能由共有它们的人做极为不同的应用，但共有价值是共同体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四是范例，也就是能为共同体提供科学的精细结构和共有符号概括的问题的解答。比较邓迪斯和库恩的思考，可以发现，二者都承认，学科独立性的建设并不排斥有效概念工具乃至范例生成的最初来源，但吸纳并发展外来学术影响的前提，是学科的共同体要用“共有价值”构建共同体意识的一致性，使其可以捍卫坚定的学科本位及其独立表达，这也是“共同承诺的信念”赖以维系、新的范式体系得以发明的重要基础。
而此前中国学界的自主学科建设，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凭借对民众审美表达传统的共同关注，成就了学科共同体的雏形。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在民间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共同体成员的学术实践大多携带着多元学科的影响，导致了学科整体发展的附着性，但由此带来的理论支撑完成了库恩所谓学科基质的基本建设，即生产了类型、母题、叙事法则等一系列概括性工具，推动了关注口头传统生产与传续机制的“文本范式”“语境范式”的形成，使得民间文学作为学科成长至今。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都将对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关切理解为共同体所共有的价值认知，并将之视为学科建设中可不加辨析的自然秩序。附着性也随之成为可被容忍的学科特征，与包括独立性焦虑在内的学科反思并存于学者的论争当中。我们当然也在前辈学者的思考里看到过对附着性的警惕。比如，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末就曾讨论过加强学科独立性的问题，强调要从学科整体的层面让“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不能成为附庸先行理论发展的试验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前瞻性的反思并未成为规模化的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建设。
进入21世纪，在这个被西蒙·布朗纳命名为“超级时代”的阶段，互联网的发展以技术的机械特征引发了文化的“不确定性”，AI技术的出现又急速加剧了人类知识生产与信息流通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在这个由数字文化所形成的“超级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民俗以媒体和移动网络为载体，其传播非常迅速……原来界定民俗的‘小群体’‘面对面’等特征不再适用，大量传统以被发明的、被管理和被组织的面貌出现”。面对这样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我们仍可以从民众的交流实践中辨识出民间文学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存在，这有赖于民间文学维系其所属群体认同感和持续感的运行机制，也与其实用功能密切相关。
民俗作用于社会以保证人们已接受的文化标准的一致性。并通过民俗在教育以及反映文化方面的作用，使这种标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民俗与人们已接受的规范形成对照，并提供一种社会可接受的通过娱乐或幽默、产生想象或幻想的方式以保护制度免遭直接的攻击……民俗是保持文化稳定性的一部重要机器，它对青年人反复灌输风俗和伦理标准，对遵循社会习俗的成年人进行赞扬以示奖赏，反之，则批评以示惩罚。当这种习俗受到挑战或质疑时，它使之合理化。它建议人们应满足现状，给他们提供一种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困苦、不平等、不公正”的补偿……它为传播和保持一个文化的习俗，促进人们去遵循它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提供了一条发泄因赞成这些习俗而产生的欺骗和压抑情绪的出路。
这是美国学者威廉·巴斯科姆对民俗（包括民间文学）功能的讨论。从中能够看出，虽然他所提及的民俗是人们从现代社会和此前漫长年代中习得的认识与经验，但在文化延续性的加持下依然会传习到当代社会。故而，我们才能发现人们在当代生活中仍会沿用从传统社会承袭的群体性的审美表达。但是，如布朗纳所言，当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剧变，已然通过人类社会的群体构成方式、知识生产、表达实践等领域的转变，撼动了民间文学的对象性质和边界。实际上，当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定，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从民间文学作品转变为凸显主体交流实践的口头传统与审美表达时，中国民间文学以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共有价值以及由之衍生且并不牢固的共同体意识就已经开始动摇了。
如果中国的学术共同体不能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并在民间文学的学科背景和特有的知识结构中回答这些问题，只是安于为适应新变而对既有范式进行修缮与增效的话，那么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就会面对来自学界内外的双重且严苛的质疑。因此，邓迪斯在21世纪初的警告，并非只适用于美国学界，对中国学界认知学科发展而言，同样是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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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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