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戈金
2024年央视春晚《永恒的诗篇》
2010年，朝戈金在美国哈佛大学会议厅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中国史诗。
■编者按：
不久前，《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以节目《永恒的诗篇》的艺术形式绽放在202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三大史诗保护传承传播面临着哪些新挑战新机遇，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传统的理论阐释，加强理论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转化？本报记者就此相关话题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朝戈金。
领略口头文学和口语艺术的魅力
学术家园：三大史诗都是口头的文学，与书写的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
朝戈金：在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三大史诗以《永恒的诗篇》联袂上演，形式新颖，盛况空前。作为长期从事史诗研究的学者，我对“三大史诗”首次登台春晚，非常高兴。中国学界有关《格萨（斯）尔》《玛纳斯》和《江格尔》的专题研究，迄今已逾数十载。由于三大史诗中包孕的思想内涵、文化意蕴、艺术特色和它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加之近年开展的普及和宣传的助力，以及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推崇，令其声名日盛，影响日隆。在被合称为“三大史诗”并视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这些年中，学界还完成了从“少数民族史诗”到“中国史诗”的定位调整。于是，少数民族口头史诗在中国文学总体谱系中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三大史诗是口头的文学，它们和文人书写的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举例简单说明：作家文学是文人书写的，口头文学是民众口头创编并演述的。若是用诗人李白和歌仙刘三姐作各自代表，李白诗歌是个人写作的范型，刘三姐山歌则是群体性口头演述传统的代表，所以更应当用“刘三姐们”指代这个群体。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位真实的歌仙，一点也不重要。
李白们和刘三姐们的文学活动，多有不同。就媒介使用而言，李白的文学作品落在文字上，刘三姐的文学通过音声传递，两者所用的媒介不同。就文学接受而言，李白的诗歌是读者通过阅读抄本或刻本接受的，刘三姐的山歌是受众通过聆听接受的，一为“目治”，一为“耳治”。就文学生产状态而言，李白写诗是私人性文学活动，作品追求个性化；刘三姐的山歌创编则是歌者个人与集体传统的统一，演述从内容到形式强调传承性，追求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和传统轨范。就文学作品的所有权而言，李白对他创作的诗歌拥有所有权（今天叫版权），刘三姐们并不会宣称因为演唱而拥有山歌，因为人人皆知，那些山歌属于一个由众多人长期传唱的传统。此外，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还有诸多差别，如前者通常是在同一时空中（场域）完成创编、传播和接受的，也就是说，刘三姐们现场演述，受众们现场聆听，唱完听完，文学创作和接受活动在同一时空完成。而书面文学在这几个环节上通常是分离的——读者对李白诗歌的阅读活动，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发生于有唐一代及其千年之后，在空间维度上，可以发生在唐朝疆域的万里之外。就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接受者的关系而言，刘三姐们在与受众的直接互动中完成文学生产和传播活动，而李白们和读者们之间则隔着一个被客体化了的抄本或刻印本。文学文本是独立存在的，而山歌的演唱过程中歌和歌手是一体化的，既有声音符号的传递，也有歌手身心的直接参与。读者用眼睛完成阅读，其结果是产生了客观性和距离感；受众同时用眼睛和耳朵接受歌谣故事，加之置身演述场域当中，而且常会做出积极反应，与演述人互动，也就直接参与并影响了文学生产过程。
上面列举了口头文学和书写文学的诸多不同之处，这里还要补充一句：无论二者之间有多少差别却仍共享着诸多相同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语言的艺术”，都要通过对语言的艺术化运用完成文学的生产与接受。所有与语言的艺术特性相关的方面，所有与文学的基本法则相关的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这两种文学直接相关。在不久前的春晚舞台上，各民族史诗歌手通过向全国观众演述口头史诗的经典片段，让我们再次领略到口头文学和口语艺术的魅力，体会到为什么说这些伟大史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提升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存续力”
学术家园：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研究口头的文学？
朝戈金：就全人类的情况而言，语言发明和使用在先，文字发明和使用在后。有学者经过研究说人类会说话的历史距今已超过10万年，而我们所见最早的文字距今不过几千年。总之，语言历史久且数量多，文字历史短且数量少，这是有根据的——不久前的全球语言数量统计结果是大约7000种，而书写系统只有几百种，其中还包括不少废用的古文字。在人类发明和使用文字的这几千年里，占压倒性多数的人口是文盲，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掌握文字的是少数人。
回到文学领域来，口头文学的历史非常悠久，传承非常广泛，差不多涉及每个人。书写的文学是从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主要局限于“阅读人口”当中，影响范围主要在书写文化里。总之，综观整个人类的文学发展历程，如果说口头文学是遍在的，那么书写的文学则是局部的。中国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国的成人文盲率占总人口的九成上下。所以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口头的文学是“大端”，书写的文学是“小头”。只不过书写的文学作品大多被记录并流传下来，寸累铢积，蔚为大观，而口头文学的艺术吟诵是“大风中的歌”，多随风消散，百不存一，给今天读者的印象，就是历代诗人作家名流辈出，反观口头歌手则是“月明星稀”，不大得见。不过，从五四运动开始，众多进步学者转而开始重视人民大众的文学。仅就20世纪而言，在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感召下，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写过《平民文学史》，30年代郑振铎写过《中国俗文学史》，都是将注意力从精英文学转到草根文学。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远久的过去，就会知道古代通过“采诗之官”从民间搜集口头文学以“观风俗，知得失”的道理。那么今天的我们就更需要放低姿态，好好做民众的小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造，以更好地推动社会文化建设和文明进步。
学术家园：随着三大史诗在保护传承研究上的不断加深，近年来在此方面面临哪些新挑战新机遇？
朝戈金：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当前面临种种挑战。
一个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让传统的文化生境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口头传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曾说社会进步会令神话失去存在的土壤，指的就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与观念意识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
再一个是，进入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人员、资讯、技术、货物、金融等的加剧流动，教育的大幅度普及，旅游、战争、灾害等的冲击，都令地域性、传统性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还有，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口头交流和书面阅读之外有了电子传媒，就再次降低了参与信息技术的门槛。多媒体形态的电子化传播，从传统文化守护者的立场看，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传播令传统文化有了极大扩张的机会和可能，晚近大数据统计的我国非遗对网络的利用，数据十分惊人，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的直接性、具身性和参与性，就被网络技术制造了疏离——虽然瞬间无远弗届，但失去了直接的语境。不过，不能轻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他们从来就有智慧和能力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在新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获得发展。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存续力”的总结，就是有力的证明。例如藏族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改造，就是一例。在传统演述形式之外，近年出现了格萨尔的马背藏戏，出现了“艺人之家”的建设和相应歌手传承的安排，出现了传统格萨尔故事的当代影视改编等。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一方面要考虑通过制度安排和工作设计，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民众的智慧和自主权利，让他们放手参与到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因为他们才是文化的主人翁。
在文明互鉴中加强对史诗的中国式阐释
学术家园：中国三大史诗与其他文明的史诗相比，具有哪些特色？近年来，您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舞台，在您看来，三大史诗的研究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朝戈金：将中国史诗传统放在全球史诗的巨型画廊中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史诗具有诸多突出的特点。
简要说来，第一，中国史诗是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世界文学史上那些最为人所知的史诗，如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日耳曼、法兰西、英吉利等的史诗，今天都只能见到文字文本，也就是口头诗学所谓“书写的遗骸”，已无从知晓当时的口头演述情况。中国境内存续至今的大量史诗，至今都保持活的口头演述形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标本与活体，哪个包含更多的信息，这是不言自明的。第二，中国史诗形态多样，类型丰富。曾有学者说，就文化生境的分类而言，世界上有海洋史诗（如古希腊），森林史诗（如印度）等重要类型。中国史诗主要是“草原史诗”“高原史诗”“山地史诗”等与特定文化生态紧密联系的史诗类型。另外，中国史诗的三个主要情节类型是英雄史诗、迁徙史诗和创世史诗，这些都是对全球史诗谱系的很大丰富。第三，涵盖多种语言系属。史诗通常被认为是各民族语言艺术的高峰，在中国，以一国之内的史诗涵盖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等诸多语系，就语言的丰富性而言在全球堪称独步。总之，中国史诗以其丰富性和独特性，成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见证，更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非常好的渠道。
学术家园：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口头传统的理论阐释，加强理论成果的宣传推广与转化，您有怎样的思考？
朝戈金：在中国人文学术的阵营中，尤其是在民间文艺学领域，近年来中国史诗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成绩是突出的，这主要体现为我国的史诗工作，贯彻了从确认、建档、研究、维护、保护、促进、弘扬、传承到振兴等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从新世纪以来，我在多个国际组织的文化活动中，在学术机构的专业活动中，都多次介绍过中国史诗工作的成果和经验，也得到了国际学界的积极的正面的回应。近20年来，中国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主要从非遗保护工作的经验交流方面，以及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建设方面，积极参与了国际性对话和交流，不仅广泛吸收和学习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将中国学者的思想带到国际上，尤其在民间文艺学的学理性思考上，以及对国际非遗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反思和建设上，提供了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智慧和洞见。史诗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对史诗的中国式阐释，因此具有了人类的意义。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2024年02月26日 第 9 版）
【本文责编：李中彦】
|
